不难理解，如果“严格依法”的法治原则不能在每个具体情境中得到贯彻，法治就只能是一个令人陶醉的目标，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是要在这些具体情境中贯彻法治，就必定会和中国人习以为常和赖以为生的人情事理发生冲突。如果法律每当此时都要给情理让位，那就仍然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法律主治”而是“人情政治”。以为法律和情理总能彼此调和，只能是逃避问题的鸵鸟政策。以为法律理所当然要高于情理，法治不可避免要代替人情，也只能是诉诸毫无根据的信仰与愿望，不可能给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与根据。
回避问题和诉诸信仰，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为什么要以法律取代情理。更回答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为什么如此艰难，而人情政治却如此顽强。
三、无形的代价
想来，之所以并不完美的“情理”会成为中国普通官员和民众的长期选择，不是因为人们看不到情理的弊端和法律的优点，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彻底革除情理的结果，很可能不仅会彻底失去成就善政的一线可能，而且反而蕴含着导致暴政的巨大危机。也许这就是彭宇案引发巨大道德争议的原因所在：人们强调的是，不要因为个案处理或者法律需要而违背情理，让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付出无形的代价。
很多违背情理的法律追求都有其道理，比如做出正确的个案裁判，或者给出严格的法律解释，甚至，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根除腐败，追求法治和正义。这实际上是很多法治主义者的信仰—基于法律而不是情理的信仰。然而，毕竟并非所有追求和所有改变都会得到美好的结果。普罗米修斯兄弟不仅会带来火种，也会打开潘多拉之盒。热播美剧《绝望主妇》（ Desper-ate Housewives），有一集讲的就是这么个故事。偶然得知邻居是恋童癖的“绝望主妇”，因为爱子心切，便发动整个社区的家长到这家邻居门前示威游行，“赶走瘾君子”的呐喊惊天动地。不久，邻居的门打开了。但首先出来的却是一具蒙着白单的尸体。原来是跟这位邻居住在一起的姐姐，看到弟弟被群起攻之，心脏病突发去世。正当绝望主妇心感愧疚之际，这位邻居的一番话，说得故事内外的人们惊心动魄：“说来不可思议，我倒是该谢你。我姐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好人。她总是看到我最好的一面。……我因此知道，我必须一直顾及到她，永远不能让自己因为一时失足，做出伤害她的事来。但是如今，我终于可以长长地出一口气。我自由了！而这都是拜你所赐！”
任何现实政治都会有类似难堪甚至危险的痼疾，任何改革者都会有类似正当的价值目标。然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改革者都必须接受“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实践道理。如果因为一种现实政治不够完美，如果因为看到了其中令人不安的隐患，就要从根本上予以取缔，那么带来的很可能是同样的结局：铲除的只是善根，留下的却是恶果。美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情理姑息着腐败，但情理更制约着腐败。当我们撕破了人情面子，给了“自由裁量权”以“绝对自由”，也就是把权力变为了绝对权力。人情关系固然可能导致暴力和腐败，但是以法律取缔情理的结果，却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正是因为抱有对法治理想的审慎迟疑和对改革后果的忧患意识，哪怕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也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那个同样是大变革的时代，《庄子》也讲了相似的一则寓言（预言）。看不得混沌的结果，也许会让人在开窍得道的同时，倏忽间一命呜呼：“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21}
每当我们坚信自己是在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时候，每当我们希望通过铲除恶花而得到善果的时候，都该问问是不是恶花之下其实尚有善根，都该想想《绝望主妇》的追悔之痛和混沌中帝的开窍之死。其实于人于己都是如此。对美好目标的一腔热情，未必能够“望梅止渴”，很可能是“夸父追日”。情理之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特殊意义，恰恰在于平时混沌，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日用而不自知，然而一朝革除，却是举九州之铁不能铸其错，铸其大错便悔之无及。
二十年前《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而启动法治进程之时，电影《秋菊打官司》借助“民告官”这一当时法治的主流意象，也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思。主人公秋菊为了向踢伤和侮辱自己的丈夫的村长讨一个说法，不淫于小恩小惠和金钱赔偿，不移于山路崎岖和经历辛酸，不屈于官官相护和法律威严，从村委会、乡司法所一直告到了市公安局和中级法院，秉承的只有一个信念：“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这个“理”当然不是影片中严局长、吴律师和两审法官给秋菊一时灌输的“法理”，而是她长久信奉的“情理”。正是秋菊对“情理”的执着信念，让自命不凡的“法理”黯然失色，让李公安的行政调解、严局长的行政决定、吴律师的普法教育、一审法官的庄严宣判、二审判决的警笛长鸣—让法律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变得软弱无力，都阻挡不了她讨回自己说法的意志。试想，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秋菊这样把“情理”而不是“法理”当作自己行动的依据，那么中国的法治必然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