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法不依的原因，除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更是因为法律之外另有姑息、别有顾虑和他有凭借—既有“人情”“关系”的驱使，也有“民情”“民风”的托护，更有“社情”“民意”的压力，还有“国情”“大局”之关切。“人情”也好，“民情”也好，“社情”也好，“国情”也好，要点都不在于法制所重的规则和程序，而在于具体情境格局和特定情感关系中的“情理”。不论“人情”、“民情”还是“社情”、“国情”，其中之“情”，都既包含了具体的“情势”考量，又蕴含着特定的“情感”取向。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是“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15}“情者，情感，情况。情感与情况相交叉，就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而且具有历史客观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16}也就是说，“情”不是个体感觉，而是一种源自特定情境、基于自然情感的伦理关系。情理之“理”，因此不是普遍一般的“理性”，而是在这种源自特定情境、基于自然情感的伦理关系中具体运用的正当性根据。也就是说，通常所谓的“情理”含义，重心在情不在理。李先生有一个思想史上的扼要梳理：
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等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乎”“汝安乎”（孔）、“道由情出”（郭店）、“恻隐之心”（孟），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梁漱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弟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钱穆说“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17}
就情理关系而言，一如李先生一再强调，不是情理两分，而是“情理交融”。{18}“情（爱）经常成为某种理欲交错而组成的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或情理结构。‘理’以社会秩序正当性出现，中国原典儒学说‘始发于情，终近于义’，‘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以理（礼义）节情。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所谓的“理”不是外在于情，而是源自于、升华于并且最终作用于情的伦理根据。“合情合理”并不是两个标准，而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以情为本，以理节情，情理交融，这就是李先生所概括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本体”。{19}本文所谓的“情理”，遵循的也是这一传统，是以情为本的情理含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理解的“情理”，不是个体情感，而是人伦关系，更多表现为“人情”、“面子”和“关系”。彭宇案中的“情理”是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如陌生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官员腐败的“情理”也是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如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照。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人治”，因此与其西方含义有着截然的不同。中国式“人治”的真实含义，不是“意志”之治，而是“人情”之治。这是人们常常把中国社会说成“人情社会”、把中国政治说成“人情政治”的原因所在。情理相对于法律的强大在于，即使是法治理想的坚定支持者，也难以抗拒现实的情面。即使法学院的教授和法院的法官，一到自己面对规则时，也往往抹不开情面，很少真能“坚持原则”、坚持严守规则的法治主义。更何况，大多数中国的官员百姓，信奉情理必是远远多过法律。由此就不难想见，新的程序机制既然挣不脱老的情理链条，不能剔除作为官方和地方、公家和私家之间结合纽带的“人情面子”，又怎么可能确立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现代行政和政治体制。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治进程没能如学者和改革者所期盼的，对抗和改造基层民众习以为常和赖以为生的人格化的人情事理，甚至反而被以“人情面子”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所同化和异化。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信奉的仍然是“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个老理。
科层法冶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只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判案”。一方面，官员只要小心翼翼依法办事，就不会有丢官罢职的危险。另一方面，只要有法律依据，“执法”者就具有了“绝对权力”，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把人逼上绝路，而且还要在事后将之定性为“暴力抗法”。以情理为归依的官员则会不同。法律规定的，不一定非得照办，劣质食品、违章建筑和矿难事故，总是夹杂着官员的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可是真正追究起来，往往不过是平级调用。{20}可是法律没规定的，未必就可以不干。冰灾里累死在救灾现场的官员，汶川映秀的那些震中跳伞的人民子弟兵，都不是因为法律的明文规定，不是因为要“严格依法办事”，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去做了。无论打人救人，最终依据的都不是明示的法律条文，而是默会的人情事理。这“超越法律”的人情事理可以倒向一己“私情”，也可以倒向万众“民情”，是非曲直不论，要在替代了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