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少数学者在当时已经敏锐地看到的那样，《秋菊打官司》预示着行政法治乃至整个法治进程必然面对难以克服的情理困境。{22}像秋菊和村长那样的中国的普通官员百姓，不仅难以接受这套新型的“法律程序”，而且会凭借习以为常和赖以为生的“人理面子”，抵制和最终改造着这种据说是“最有效率”、“最理性”、“最现代”的治理机制和生活方式。{23}影片结尾之前，村长踢伤了主人公秋菊的丈夫庆来，但却始终拒不赔礼道歉，难免被看做是一个只是欺压百姓的“南霸天”，大有“周公恐惧流言日”的味道。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形：如今类似于村长打人甚至踢人“要命的地方”的官员违法案件，在各级各地都屡见报端，让我们往往感受到的首先是“打人”的事情到处发生，因此急于“把人给抓起来”。然而，正如影片结尾时所揭示的，抓人容易，但是抓了人之后，一旦碰上天灾人祸，再有“秋菊难产”那样的事情，又到哪里去找救人的村长？恐怕，那时候我们再想有雪夜救人的村长，自家掏腰包化解官民矛盾的李公安，帮助老百姓找律师的严局长，也是千难万难了。其实影片已经演得清清楚楚，法治的结局是李公安只能回家放牛了。更何况，不再救人的法律，或许和情理一样也会打人。影片的前后对比不是很清楚吗：相比于人情社会中丈夫被村长踢了“要命的地方”的秋菊毕竟还有地方找人说理，法治之下被法律踢了“要命的地方”的村长和村民却无处喊冤。彭宇案的法官也许只是想论证自己判决彭宇败诉的适当理由，但是触动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伤害了这个社会“要命的地方”，未免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同样的道理，政府权力的约束、内部的分权制衡固然重要，但是外在的伦理约束同样不可或缺。片面专注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内在制衡和相互监督，取缔和破坏原本外在于政府权力的情理约束，由此导致的结果，往往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是法律的好处未见，而弊端已成。{24}法律的专制，触目惊心者无疑是令举国惊骇、世人侧目的拆迁自焚：“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一处‘违章建筑’进行强拆，‘一暴力抗法者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自行点燃被严重烧伤。’而在唐福珍家人和网帖的描述中，则是女企业家唐福珍为了抗拒暴力拆迁保护自家三层楼房，在楼顶天台自焚。……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人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25}

　　与此同时，执法者的腐败泛滥更为触目惊心：“………………2009年1月至2010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55件，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609件，渎职犯罪246件；大案1303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78人。国土资源领域，已成为腐败高发领域之一，也成为腐败最难治理的领域之一。”{26}

　　暴力也罢，腐败也罢，本来都是“人治”的痼疾、“法治”的敌人，如今却以“执法”的名义依然肆无忌惮。

　　这不是科层法治的意外后果，而是以法律取缔情理的必然结果。法律区别于情理，正在于法律具有形式理性的规则和程序，可以明确界限，不留余地，摒除私情。科层法治以法律取代情理，既强化了国家权力的内在力量，又同时取缔了国家权力的外在制约，从而以形式法律取代实质情理，以此根除情理约束因余地过大和私情泛滥而导致的政治腐败。因此，人情也好，民情也好，社情也好，国情也好，都在科层主义法治理念中被当作了腐败的根源，遭到了鞭笞和贬斥。由此难免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当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崩溃的时候，法律就不得不承担起填补社会漏洞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些主要社会约束秩序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一种政府根据法律进行过于活跃的干预而造成的后果”。{27}这就是为什么法治进程的结果，不仅难以实现孟德斯鸠憧憬的权力制衡，{28}还会同时破坏他所强调的良好政治的民情基础。{29}彭宇案引发的道德批判和信仰危机正是最新的例证。

　　这当然不是要否定法治的优点、回避情理的局限。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也没有无懈可击的理念。政治中充斥的都是复杂多变的实践问题，充满了利益、欲望和暴力。这正如钱是脏的，因为钱要经过人手，就难免沾染人手上带着的污秽和病菌。如今钱变成了电子货币，一尘不染，却更脏了。一尘不染的电子货币代表的同样是资本，同样是来到世间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情理和法律也是一样。规则化和程序化的科层主义法治同样一尘不染，将权力的行使约束在纯粹的超越意志和情理的形式理性过程之中。然而一旦踏入尘世，就免不了沾染尘埃。即使形式理性的科层法治一样要付出生命和良知的代价，一样会有血污和肮脏。比如唐福珍的生命。{30}那不是因为法治本身不够纯洁，而是法治所处理的仍然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就免不掉腐败和暴力。问题仅仅在于，在法律和情理之问，我们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