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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西方民主国家刑事政策的变化:以法国为例

  

  (一)刑事政策因素分析:表象体系的重要性


  

  1.形势因素和结构因素间的区别


  

  我们参照传统的区分结构和形势的经济划分法,将刑事政策因素也分为结构因素和形势因素。结构因素的作用表现于中长期:这些因素如同某种载体引导着刑事政策在整个周期内的变化,因此又被称为“结构引导性因素”。形势因素的作用表现在短期:当出现违法行为剧增、以往不成问题或无足轻重的某种犯罪的局势突然恶化这样的危机时,刑事政策主体便会采取一些或严或宽的措施加强对这种犯罪的打击:如恐怖主义风潮、郊区骚乱以及一些转化为骚乱的示威游行等。由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会采取一些打击措施以适应其必须面对的危机,因此这些因素又被称为“形势适应性因素”。


  

  被形势左右的刑事政策的一般特点是出自对危机的客观感知,这种感知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完整有的残缺,但都受到现实的影响。在被形势左右的刑事政策中,思想体系没什么影响或者不太重要。但是长期的刑事政策也就是受结构主导的刑事政策却与此大不相同,下文就将分析受结构主导的刑事政策的特殊因素。


  

  2.结构引导性因素的内容


  

  人们习惯按照传统的社会历史模式来描述刑事政策因素,并声称某一时期的刑事政策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状况。但是这种分析方法混淆了刑事政策因素和广义犯罪学所研究的犯罪因素,因而是不正确的。研究政治变量、经济变量、社会变量和文化变量(这类变量也包括刑事政策本身)与犯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重要联系是恰当的方法,但用这种方法研究刑事政策却是错误的。


  

  因为刑事政策是属于象征性表象的一种现象,而不直接等同于构成现实的物或思想。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对于犯罪状态、指导行动的方案以及落实行动的方式的表象。[52]这些政治社会性的表象是刑事政策的首要因素。


  

  其他一些充实上述表象的现象应该被视作刑事政策的次要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刑事政策理论、犯罪现实状态。


  

  因此在解析刑事政策的结构引导性因素时,总需区分如下不同层次的内容:


  

  (1)决定刑事政策的首要因素,这就是在刑事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的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表象体系,既包括对犯罪状态的表象,也包括对打击犯罪策略的表象。


  

  (2)在不同层次上充实表象体系内容的次要因素,包括犯罪的真实状态、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刑事政策理论、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得出的各种可行的刑事政策等。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特定时期内最佳刑事政策的表象体系,以解释周期内刑事政策的变化。


  

  (二)周期内部表象体系的变化


  

  通过观察刑事政策周期内对犯罪状态及最佳的打击犯罪策略的表象体系,我们发现:表象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朝一定的方向演变(1);支配这种演变的是主体对现实的逐步认识(2)。


  

  1.表象体系朝一定方向的演变


  

  对周期内表象体系的研究显示:表象体系逐渐从空洞的理论回归至现实主义。本文所研究的两个周期都印证了这种向量式的演变。


  

  首先在1826-1913年的第一个周期,可以看到19世纪的犯罪演变趋势最终表现为数量的急剧增长和质量的重大变化。[53]虽然政府的刑事政策在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受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学派的影响,但从1880年开始出现了转向,特别是创立了惯犯流放制,强化了对普通累犯的惩罚力度但对偶犯设立了普通缓刑。19世纪末法国刑事政策的严厉化一部分源于实证主义主要观点的影响。这一转变充分展现了19世纪如何从观念化极强的新古典主义观过渡到19世纪末现实的犯罪危害论。


  

  1919-2007年的第二个周期内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从一战末持续到1955年的该周期的最初阶段,犯罪状态相对较为稳定,这很大程度上可能需归功于19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新的刑事平衡机制。[54]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一种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理论,并在长达数十年间占据了刑事思想的主流。这种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理论起源于二战前格拉马蒂卡主张的“社会防卫法”,经马克·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运动被发扬光大[55]到第五共和国戴高乐执政初年,新社会防卫运动对实证立法的影响经历了低潮,其原因可能在于戴高乐将军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司法部长笃信古典主义。但是这段低潮就像日食(或月食)一样短暂。自从1970年起,新社会防卫理论开始大放异彩并影响了众多立法改革,[56]如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总统任内(1969-1974年)的改革、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内(1974-1981年)的改革,[57]以及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两届七年任期内(1981-1995年)[58]的改革特别是标志人物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倡导的改革。


  

  但是在此期间,法国的犯罪量增加了五倍,司法警察机构统计的重罪和轻罪案件数从1955年的604852件发展到1984年的3680453件;另外从质的角度看,暴力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大幅增加。[59]因此我们毫不惊讶地看到法国近年来的刑事政策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60]


  

  不过还应指出,每个周期都并非自动地从观念主义向惩罚性现实主义过渡,它受到政府对现实的认识程度的影响。政府在刑事政策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表象体系演变的特点


  

  如果说必须看到刑事政策在各周期内从对最佳刑事政策的意识表象转变为对刑事政策的现实认识,这种转变的时间和幅度也都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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