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看刑事政策在1919-2007年周期内的演变。若忽视二战前、德国占领期间、二战结束初期数年间特殊形势下的立法，这段时期的演变可以分为两种差别甚大的趋势。
①第一种趋势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趋势。该趋势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结束初期，当时犯罪状态相对较为稳定。这个趋势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33年2月7日关于个人自由保障的法律，但这部法律的一些规定有些过激以至于迅速被修改。在新社会防卫运动的主要影响下，人道主义倾向在1945-1990年期间表现得较为明显，有些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2000年。[42]
首先值得一提的法律是著名的关于未成年犯罪人的1945年2月2日法令。这部法令提出了未成年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相应地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教育措施的原则。这些教育措施由专门的司法机构即少年法庭宣布，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再教育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改。少年法庭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有权对13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宣布刑事判决：条件是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人格表明需要刑事判决。此后，1958年12月23日还通过了一项针对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的法令，该法令允许少年法官在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道德或教育受到危害的情况下下令实施一些教育措施。这部法令连同1945年2月2日法令使未成年人犯罪脱离了普通刑法的管辖范围。[43]
此后，马克·安塞尔领导的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影响开始显现，大量改革得以推行，[44]如废除流放刑以及替代流放刑的刑事监护制度、在普通法的刑事诉讼中增加人格调查、创建附考验的缓刑和公共利益劳动制度、实行社会—司法跟踪监督、半自由、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人格量刑等等。
预防犯罪方面采取的是社会预防措施。社会预防措施不仅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措施，[45]而且是由预防委员会推行的一般性措施，是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倡导的更广范围的城市政策。[46]这些社会预防行动的思想基础是近马克思主义的犯罪原因论：即法国70-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就了法国的犯罪状况；一旦针对经济条件特别是失业问题、针对城市管理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城市管理采取社会经济措施，就应该可以稳定和减少犯罪。
②第二种趋势的思路则完全不同。这种趋势虽不否认1945-1995年期间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的贡献，却倾向于从犯罪直接的现实状况入手研究犯罪现象，而不是研究那些不太肯定的遥远的犯罪成因，并倡导以实用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这种转变在1997－2007年的近十年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不过此前，右派于1976-1977年后上台执政期间就率先意识到犯罪自1955-1960年以来的急剧增长，刑事政策当时就已经显现出转变的苗头。
因此，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7年任期内，于1977年成立了一个“暴力、犯罪和违法行为研究委员会”，由当时司法领域的一位高官阿兰·佩尔菲特（AlainPEYREFITTE）主持。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创举，其目的是将预防和惩罚结合起来：在预防方面，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及一些省级的违法和犯罪预防委员会；在加强对暴力的惩罚方面，通过了1981年2月2日《安全与自由法》。但是1981年5月上台的左派多数党及其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rpois MITTERAND）废止或修改了《安全与自由法》中最重要的一些惩罚性条款，并将各预防委员会变为社会预防政策的专有工具。令提出了未成年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以及相应地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教育措施的原则。这些教育措施由专门的司法机构即少年法庭宣布，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再教育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改。少年法庭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有权对13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宣布刑事判决：条件是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人格表明需要刑事判决。此后，1958年12月23日还通过了一项针对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的法令，该法令允许少年法官在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道德或教育受到危害的情况下下令实施一些教育措施。这部法令连同1945年2月2日法令使未成年人犯罪脱离了普通刑法的管辖范围。[43]
此后，马克·安塞尔领导的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影响开始显现，大量改革得以推行，[44]如废除流放刑以及替代流放刑的刑事监护制度、在普通法的刑事诉讼中增加人格调查、创建附考验的缓刑和公共利益劳动制度、实行社会—司法跟踪监督、半自由、根据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人格量刑等等。
预防犯罪方面采取的是社会预防措施。社会预防措施不仅是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措施，[45]而且是由预防委员会推行的一般性措施，是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倡导的更广范围的城市政策。[46]这些社会预防行动的思想基础是近马克思主义的犯罪原因论：即法国70-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就了法国的犯罪状况；一旦针对经济条件特别是失业问题、针对城市管理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城市管理采取社会经济措施，就应该可以稳定和减少犯罪。
②第二种趋势的思路则完全不同。这种趋势虽不否认1945-1995年期间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的贡献，却倾向于从犯罪直接的现实状况入手研究犯罪现象，而不是研究那些不太肯定的遥远的犯罪成因，并倡导以实用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这种转变在1997－2007年的近十年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不过此前，右派于1976-1977年后上台执政期间就率先意识到犯罪自1955-1960年以来的急剧增长，刑事政策当时就已经显现出转变的苗头。
因此，在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7年任期内，于1977年成立了一个“暴力、犯罪和违法行为研究委员会”，由当时司法领域的一位高官阿兰·佩尔菲特（AlainPEYREFITTE）主持。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创举，其目的是将预防和惩罚结合起来：在预防方面，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及一些省级的违法和犯罪预防委员会；在加强对暴力的惩罚方面，通过了1981年2月2日《安全与自由法》。但是1981年5月上台的左派多数党及其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rpois MITTERAND）废止或修改了《安全与自由法》中最重要的一些惩罚性条款，并将各预防委员会变为社会预防政策的专有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