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在程序分流中的重要作用。《修正案（草案）》规定了特定范围的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总体感觉步伐过于稳健保守，未能充分吸纳近年来刑事和解的改革成果。笔者建议：首先，应适当放宽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建议删除“因民间纠纷引起”，并对“三年有期徒刑”做适当提高。刑事和解的目的是出于被告人的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修复因犯罪遭受破坏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践中“因民间纠纷引起”不易认定，且会徒增司法机关的工作量；结合我国实际，公诉案件的和解范围限制在可能判处十年以下刑罚为宜。其次，应充分吸纳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其他和解模式，通过多方努力促进和解达成。实践中至少存在三种和解模式，分别为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11](P.4)《修正案（草案）》只肯定了其中的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远不能反映和满足司法实践中多样化的和解需求。实证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办案人员主持和解占绝大多数，但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则在成功率上占有一定优势。[12](P.10)所以应尽可能广开渠道，通过多方努力促成双方和解。特别是应尽量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的功能，以减少司法成本的投入；同时，人民调解委员这一中立主持者也满足了程序公正的基本需求。最后，应进一步明确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对达成并履行和解协议的被告人应当从宽处理。在审前程序中，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应尽可能采用通过和解终止诉讼的处理方式，诸如和解撤案、和解不起诉等，促进程序分流的实现；对于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应充分考虑和解这一重要的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定罪免罚或适用轻缓的刑罚。
五、强化程序刚性，提升实施效果
良好的法律不仅是制定得好的法律，同时应当是得到有效实施的法律。刑事诉讼法应充分体现程序刚性，强化程序的实施效果。笔者认为，程序的刚性主要包括程序的明确性、可操作性及强制性。一方面，程序刚性是程序有效实施的内在保障。程序的效力不能依赖于程序外力量的治理，如以往曾经出现的对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的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来自外部的一阵风似的治理运动，无法根本解决由程序设计不合理带来的程序失灵问题。如果程序自身的设计含混模糊、粗陋片面，无违反程序的制裁机制，这个程序必将在实施过程中失去效力。“解铃还须系铃人”，强化程序刚性必须从程序的自身完善入手，通过加强程序的明确性、具体性和违法后果的制裁性规定，尽可能减少程序的缺漏，为程序的实现提供自足的内在保障，有效防止程序违法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程序刚性是弘扬程序价值的外在要求。近年来，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传播及践行，“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纠正，但实践中司法机关滥用权力、践踏程序的现象仍屡有发生。由于对违法程序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使得程序法沦为“软法”、“弱法”，程序的独立价值无从实现，同时也严重毁损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及法律的权威。“法律必须被遵守，否则形同虚设”。只有强化程序刚性，才能彰显程序作为正义守护神的独立价值，也有可能实现“通过程序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为此，《修正案（草案）》在以下方面需要完善，以强化程序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