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权力制约，规范公权行使
出于准确及时惩罚犯罪的需要，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国家公权力的参与，表现为由国家司法机关主持和推进刑事诉讼活动。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修正案》应把权力制约作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6]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权力制约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权力制衡，即通过国家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导致的权力滥用。二是权利制约，即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防御性及救济性的权利，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划定合理边界，如无罪推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等权利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撑起了防御公权力侵害之伞，使国家刑罚权的运行有所约束。三是程序规制，即通过预先明确的程序设计，规范公权力运行的途径，也使得当事人对案件的结果有所预期。四是结果规制，即通过对有权机关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剥夺违法者因程序违法所得之利益”，促使其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权利。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此次《修正案（草案）》的一大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应当说是一个进步。但《修正案（草案）》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还十分粗陋，没能体现对侦查权的有效制约，极有可能造成权力的滥用。借鉴法治国家立法的成功经验，以规范侦查权为核心，至少应作以下完善：
第一，明确技术侦查种类及启动条件。对于技术侦查及秘密侦查措施的具体内容和种类，《修正案（草案）》未作明确规定，使公民缺失了对程序的预见性。由于技术侦查等措施直接关涉公民的隐私权、自由权及其他基本权利，根据程序法定的原则，立法应对技术侦查的种类予以明确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八章规定了监视电信通信、扫描侦查、实验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员等措施。[7](P.27)同时，《修正案（草案）》不仅应明示技术侦查等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而且还应确立启动这类特殊侦查措施的程序条件。《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a针对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措施规定：“对此项措施，只能在以其他方式调查案情、侦查行为人居所是十分困难、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才允许采取。”同法第100条a针对监视电讯措施规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难以查明案情、侦查被指控人居所的条件下，允许命令监视，录制电讯往来。”同法第100条c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中，可以采用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7](P.29-34)笔者将其启动条件概括为“置后适用原则”；而美国于1981年实施的《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则要求申请者必须提供“合理的根据”的证明。启动条件的严格性有助于保证技术侦查等措施的审慎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