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设计和构建的，这就容易导致这样的假象，以为“民主”的制度是某种先进的“民主理论”的结果。实际的历史进程却恰恰相反，总是先存在制度的实践，然后才有制度的理论[6]。而制度的实践，总是基于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并服务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需要。
现代西式民主制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而《大宪章》的起因与保护普通民众的自由人权却完全不相干，不过是英国的贵族与封建主为了限制王权、保护自身利益而假借“自由”“权利”等堂皇理由。现代人惊叹于八百年前的英国居然能够“限制王权”！，却忽视了当时的英国还处于“国尚不国”的阶段，贵族和封建主的势力强大，而国王势力弱小，用兵和用钱都得靠贵族和封建主施舍。《大宪章》不过是在英王连吃败仗的时候，封建领主、主教、骑士、市民迫使国王同意，将国王本来就有限的权力用协议形式明确下来而已，它体现了典型的“谁有多少钱，谁享多少权”的金钱政治逻辑[7]。整个一部英国“议会民主”史就是这种金钱政治的演化史。等到英国的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进一步限制王权的急先锋逐步变成了资产阶级，直至形成虚位君主。历史上的贵族和封建主，拿“自由”来证明和扞卫自己的权利。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照样搬出“自由”来证明和扞卫自己的权利。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曾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唤起全体民众的豪情。等到资产阶级站稳脚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的口号越叫越响，而“平等”和“博爱”则悄悄地退居二线。这是因为，从经济意义上看，“自由”较之于“平等”更加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发明“自由”、“平等”、“有限王权”这些概念的也许是理论家，但是否使用这些概念和使用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却始终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是经济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个阶级决定的。
到了近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以社会保障为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也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既是国内民众的维权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压力的结果，也是西方社会积累巨额财富后政策调整的结果。于是，当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西方社会的国内阶级矛盾逐步被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矛盾所取代。普遍形成的中产阶级成为这些发达西方社会的特征，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和重要程度普遍下降。在国内实行严酷的阶级压迫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全球化提供了剥削和控制其他民族的天然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民族的剥削取代了阶级的剥削，即国际间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取代了国内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发达资本主义自身在政策上越来越趋向社会主义化，而整个发展中世界却被它们推进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泥潭。这些国家的多党竞选强化了社会分裂，加深了民族、种族矛盾和经济困难，社会陷入动乱甚至内战 [8]。政党不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渠道，而成为个别政客利用的工具。自由的竞选成为资本“自由”地发挥作用的最好舞台，金钱政治的逻辑表演得淋漓尽致。
一些理性、客观的学者主张，多党竞选模式的成功存在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包括稳定的国家意识、平等的宗教自由、良好的经济发展、庞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高度的国民同质性和完备的法治等等。这些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似乎都不具备。即便是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如在南美，自由主义体制经历多次反复后仍然处在所谓“选举民主”水平，没有达到西方所期望的“自由民主” [9]，俄罗斯的民主更没有让西方人满意。要实现“自由主义民主”的完美复制，似乎不仅需要经济发达为基础，还需要价值观、法律制度甚至社会文化的全盘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