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司法解释二》所强调的调解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呢？在总共20个以庭外和解或法院调解结案的样本中，《司法解释二》实施前的样本有6个，而同时期的研究样本总数为33个，和解或调解样本占比为18.18％；《司法解释二》实施后的有14个，而同时期研究样本总数为80个，和解或调解样本占比为17.5％（见表4）。此项调查结果表明，《司法解释二》颁布实施后，和解或调解案件比例并未明显提高，该司法解释鼓励调解的“规则效应”亦未显现。但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我国法院在处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时，不管立法和司法解释是否倡导，一直都在努力地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这或许是因为法院早已意识到判决无法直接解决股东之间的纠纷，也可能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早已将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一再鼓吹和强调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有关。

　　表5　调解样本中不同调解方式的数量分布

　　《司法解释二》不但强调调解的重要性，而且还明确倡导以公司或股东收购股权，或者以减资等方式调解解决股东纠纷。从表5可以看出，在法院调解结案的13个样本中，以其他股东收购原告股东股权方式调解的有9个，以解散公司方式调解的有2个，以公司分立方式调解的有1个，还有1个是以第三人受让原告股东股权方式调解。在以其他股东收购原告股东股权方式调解的9个样本中，有3个样本生效时间是在《司法解释二》实施前，并且是该司法解释实施前仅有的3个法院调解样本。可见，不管最高人民法院倡导与否，股东收购股权都是最受欢迎的纠纷解决方式。

　　调查还发现，上述9个以其他股东收购原告股东股权方式调解的样本，无一例外地均是由多数股东收购少数股东的股权。对此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多数股东一般来说是公司内部信息的掌握者，他们通常对公司的情况更为了解，因而能够更为合理地出价收购原告的股权。而且，多数股东在诉讼前就已经控制着公司的经营管理，由多数股东收购股权意味着他们愿意继续经营公司。这项调查还说明，解散诉讼很少作为公司收购的策略使用，大多数原告事实上是为了收回投资。[15] 事实上，以股东或第三人收购股权方式调解还有一个好处是，其成本相对较低。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法院调解样本中，没有看到同样是《司法解释二》鼓励的公司减资调解方式出现。因为在我国现行资本制度下，公司减资涉及公司参与各方以及债权人的利益，操作程序非常复杂，交易成本较高，因而一般不为当事人所采用。

　　五、对公司裁判解散制度效用的进一步分析

　　封闭公司的裁判解散被认为是以“司法强加的死亡”为其特征。[16] 公司解散清算后，企业法人主体终止，原股东各奔东西。故此，一般认为，裁判解散公司能够彻底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但任何事物皆有正反两面。解散公司虽能彻底解决股东之间的纠纷，却也被公认为是最极端和最激烈的救济措施。这种极端性和激烈性首先是对股东而言的。股东剩余索取权的范围和价值与公司的持续营业能力密切相关。公司如持续营业，股东剩余索取权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公司净资产按其出资比例的价值，亦体现为公司未来的预期收益能力。公司假如被迫解散清算，自然就丧失了未来的预期收益能力，相应地，股东剩余索取权的价值也要低于公司持续营业时的价值。即使是那些已无存续价值的公司，其资产变卖价格也完全有可能低于资产的实际价值。[17] 其结果是，股东将因公司解散清算遭受损失，甚至是“血本无归”。解散对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会造成损害。公司持续营业，债权人就有指望。公司解散后，随着企业资产的贬值，可清偿债权的资产数额也将随之减少，债权人的利益难免不受到损害。公司解散后，公司的员工、客户和产品消费者的利益同样会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