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立法不够全面和及时，当时有很多案子没法解决，下面的法官们很着急，于是又请示上面，层层上报直至廷尉张汤，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比如他们遇上这样一个犯难的案子，儿子见到父亲和别人打架，担心父亲被别人打伤，于是他抡了一扁担，但是正好打中了父亲的头部，父亲死亡。这该怎么办？本意是救父亲，结果却打死了父亲。如果是按成文法，要以殴父罪论处，处以枭首，那么他们一家要死两个人。当时民意哗然，怎么一家就这样就灭了呢？张汤是法家之人，不知该怎么办，向大学问家董仲舒请教。董仲舒说：这个案子很好判。《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许止父亲病了，他去抓药，结果父亲喝药后一命呜呼了。但是在《春秋》里没说这是弑父，判他无罪。所以这个案子也应该‘原心论罪’，他本没有杀父之意，应该无罪。这就是著名的“春秋决狱”故事。由于《春秋》等儒家经典能够指导决断当时的疑难案件，张汤每有大案都去向春秋大师董仲舒请教，于是形成了《春秋决事比》这样一本书，用来指导法律没有规定的、法律和道德相冲突的案件的审判，中国的混合法大致在西汉开始形成。
到东汉的时候，成文法的漏洞依然存在，决事比用得越来越多，导致众多判例堆积，法官们都翻不过来了。像英美国家的法官一样，凡是遇到案件，要查几百年前的判例。英国的判例法大概从十一世纪开始，十二世纪就有了记录，几百年来哪个案例最相似，要进行比较。在东汉末年，决事比已泛滥成灾。于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兴起了新的修律。尤其是《晋律》，将儒家的思想统一融合到法律之中，不再适用判例。由此兴起了法律的儒家化，即用儒家思想来改造法律，这样就形成了成文法和判例法的互动。但是新修订的成文法也是永远有解释空间的，它不可能包容一切；也总是存在漏洞的，不可能事事规定的那么细密。所以《晋律》制定之后，马上就有张斐、杜预来解释，后称“张杜律”。此后一直到《隋律》、《唐律》都是沿用这种模式。
据称《唐律》实现了“一准乎礼”，所以很多人认为到《唐律》为止，法律的儒家化已经截止，但是，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唐律》修订之后发现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解释，但怎么解释，于是有了疏议。疏，是解释；议，是解释的解释。光有《唐律疏议》还不够，还有各种令、格、式、则来进行补充，另外还需要用判例来填补成文法的不足。后来的《宋刑统》基本遵循了《唐律》的体系。
中国历史曾存在着一种极大的矛盾，每一朝开国皇帝都宣布“祖宗之法不可变，子子孙孙要永远遵循”。成文法制定后要供在神庙，但在实际生活中间，经济社会变化很快，祖宗制定的成文法经常无法适用了，怎么办？于是，宋代开始大量“编例”、“编敕”。每一个皇帝发布的命令称为“敕令”，创制的判例为“例”，通过编纂“敕”、“例”来解决当时的问题，完善成文法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