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复杂案件，则并非如此。在复杂案件中并不存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困难。一个案件复杂与否，有许多因素或指标可以考虑：一个因素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案件的复杂程度。法律关系越多的案件，其复杂程度也就越大。因为在这一案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困难多。对法官而言，稍加不慎，就可能疏忽法律关系中的若干内容，影响案件的有效解决和公正解决。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影响。或许一个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是，此案件所连带的外部关系却十分复杂。例如1992发生在美国的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一案，本身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件，但该案甫一判决，就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美国上世纪最大的种族骚乱事件之一。当然，在有些国家，司法完全可不考虑这种外部因素，依然按照简单案件来审理之；但在有些国家，不考虑这些外部因素，就可能把一个个案的判决变成影响社会大局的重大事件。自“成本一效益”而言，显然得不偿失。所以，对类似案件审慎地处理，解决其复杂的背景因素，并非可有可无的问题，而且也是司法在个案正义之外，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特别在涉及那些名人案件、政要案件、经济大亨案件、涉外案件……的处理时，尽管其案情、法律关系或许是相当清晰的，但也应把它们当作复杂案件来对待，因为这些案件会产生广泛的外部影响。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法外阻力。一个案件因为前两种因素而复杂，都可以和法律挂钩或沾边。但法外阻力决定案件的复杂性却和法律并不沾边，但这些因素却直接影响着司法的裁判结果。法律自来不仅涉及法律本身，而且还涉及法律背后的诸种博弈力量。只是有些法律制度，通过正当程序，把这种博弈化入合法领域，如判例法体制下，尽管要遵循先例，但一个新例又可以推翻一个先例。而有些法律制度，却没有这样的机制。但无论如何，法律和法外阻力的博弈关系是存在的，一旦有了这层博弈关系，也就意味着案件本身成为复杂案件了。这一点，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和法制的后进国家而言，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不关注它，司法裁决就勉为其难。当然，关注它，不是为了枉法裁判，而是为了通过法律推理，寻求更佳的裁决方案。
法律推理的适用场域，乃是在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出现了模糊不明的事项时，借助逻辑推理，来说明选择法律适用某种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司法裁决本身的正当性。从而把笼罩在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的那层云雾拨开，彰显法律规定和疑难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模糊的法律与案件事实关系清晰化，为法律从规范规定到行为实践构筑逻辑通道。这样看来，法律推理作为一种法律方法，似乎主要用以解决法律规定和疑难案件之间的关系，并不解决法律规定和复杂案件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不仅疑难案件在适用法律时，会呈现出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之选择之间的困难，从而需要法官的推理这种逻辑智慧解决问题，而且复杂案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法官面对复杂案件，不仅要取得法律的裁判效果，而且要获得社会的接受效果。而对后一问题的关注，不借助巧妙的逻辑推理，就无法取得更佳的效果。
四、法律论证：在辩驳中释明法律的意义
法律论证是克服法律模糊不明的又一重要方法。在司法活动中，不同主体对案件事实、对法律规定以及对法律适用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不论是案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诉讼主张、不同的事实举证，还是合议庭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不同判断、对适用法律的不同见解等等，都能说明此问题。而那些可能影响社会全局的特定案件，可能还会引致其它社会主体完全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当然，每种不同的见解都可以借助推理的逻辑方法证明、并展开其主张。此情此景的汇聚交流，让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可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又如何能够克服法律模糊呢？对此，来自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给法学提供了灵感。阿列克西等人的法律论证理论。就建立在“商谈理论”基础之上。
众所周知，司法活动是两造因为纠纷而寻求公正的处理结果才启动的。起诉甫一开始，两造就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举证。也恰恰是如此，以决疑解纷为使命的法院才能受理两造的案件。两造的意见、主张、证据分歧，是一个案件在司法意义上成立的前提。当然，在政治商谈中，不同利益集团、党派、社团也存在利益差异、诉求差异。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谈判主体之间也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追求。所以，在利益、意见、主张分歧意义上说商谈理论对相关领域的指导作用，似乎说服力不是很强。因此，这必须和司法的另外一个必然追求——必然寻求裁判结果联系起来考察。可以说，司法活动是必须“取效”的行为，是法律强制地要求裁判结果的行为。不论两造意见如何分歧，诉求如何差异、举证如何相反，对司法者而言，决不能在受理案件之后，任由两造作为。除非原告主动撤销案件，否则，对两造的纠纷依法做出处理——不论是司法调解的处理，还是司法裁判的处理，都是一种无可推卸的强制性要求，是司法者的法律责任所系。同时，还可注意的是，司法过程中的意见分歧，不惟体现在两造之间，也体现在合议庭的不同法官之间。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在司法过程中，要使两造的不同诉求、不同举证、以及法官的不同意见能形成最后统一的调解和裁判结果，就必须在各方之间事先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否则，当人们的诉求和意见针尖对麦芒，当人们因为这些分歧意见、主张、诉求和举证的交锋，变得不共戴天时，司法也就失去其意义。这种妥协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