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有效性，首先在其是否有权，而不在于其是否合理。由于独断型法律解释，本来就肩负着对法律的意义独断地做出说明的工作，因之，其职能就是能够产生实际法律效力的解释行为。独断型法律解释的存在，解释机构或者解释者的专门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对法律意义模糊的解释，并寻求能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产生效力。在我国法律史上，至少自秦代起，就设立了法律解释者。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答问》，乃有权机构对秦律所作的权威解释。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对有效力的法律解释者在法律上做出了专门的规定。{2}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者（法官）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可谓一言九鼎。这种解释在个案中，本身构成解决该案件的最高法律，也是该案件的直接法律——这就是判决本身。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解释仍然主要指的是司法者（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所以，法律解释往往针对法律适用于个案时的模糊不明。问题在于，法律意义的模糊是不是通过这种解释就一定就能得到阐明？或许在学理意义上，这是有些困难的，但在实践应用意义上，却必须要让法律得到一种明晰的理解。否则，个案的依法解决就可能只是水花镜月，好看而不解决实际问题。法律解释对法律意义的阐明，端在于法律解释背后的权力支撑。这种理解，可能与以理性为法律追求的传统教义格格不入，但它切合社会秩序维系的实际。秩序的形成，除了人们的理性自觉，还有必需具备的强制因素。所以，应当承认规范法学关于“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这一判定的逻辑有效性和实践合理性。承认这一判定，并不意味着承认权力否定法律的理性，反之，权利却是秩序构造理性中必须具备的要素。
面对纠纷，人们可以在法律规定下自行协商解决，仅凭经验就能得知，实践中绝大多数纠纷是通过人们自觉自愿的协商机制解决的。不仅如此，为了实现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即使两造诉诸司法，如今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在法官主持下调解解决的方式。我国的诉讼内调解制度和美国盛行的ADR纠纷解决机制，都在实践着这一纠纷解决模式。这标志着司法权力的强制与两造自愿的有机结合、商谈的秩序形成模式和权力强制的秩序形成模式有机结合。不仅如此，商谈的秩序形成机制还有利于秩序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这正是在纠纷解决中，私力救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之所在。问题是，商谈并非总是能够奏效。协商不成，或者放任自流，任秩序败坏；或者积极干预，借公权救济。前者只有在一个“叔世”时代，才可理解；后者却是任何一个“治世”时代，都应奉行的基本公理。国家及国家机器的设立，就在于为公力救济的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在这种强制性背后，体现着另一个公理，那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社会失序和经由必要的权力强制、使秩序得以恢复两者间比较，有序总要胜于无序。所以，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来自权力强制的秩序恢复方式，端在于它和无序相比，更加切合人们进行利弊权衡的此一公理。
以上论述，旨在逻辑上说明：有权法律解释之所以对法律意义的模糊具有释明效果，首先在其权力的强制性。尽管人们可以对权力强制性保持高度的警惕，但绝不能因此而放逐权力的强制性。否则，任由社会主体自由对话、自由协商，不但不能带来秩序，反倒只能导致混乱、无序和暴力。人类历史上此类的实践可谓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当然，说权力强制的有效性带来了通过法律解释导致法律意义模糊的释明，这个理由或许在道义上会招人诟病，因为法律毕竟是人们利益权衡的产物，从而渗入了人类理性的追求和力量。其实，这与权力解释法律，并使法律意义模糊得以释明，或者说与法律解释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冲突。因为首先，法律及其权力本身既是利益的博弈、衡量结果，也是法律理性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君主论”意义上的权力，还是“民约论”意义上的权力，只要权力借助法律规定，并且在权力支配下的民众能够心悦诚服地予以接受，就表明此种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存在，也就表明权力的行使，尽管是强制的，但它是理性的强制，而不是非理性的、蛮性的强制。进而就表明权力对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或者权力通过解释对法律意义之释明，因权力自身的理性规定连带到其法律解释效果和效力的理性特征。
当然，说权力解释法律可以使法律意义的模糊得以释明，不仅仅在于权力就是理性的强制力，还在于权力和分散的社会力量、个人力量相比较，能够集中专家智慧，表明和阐述法律的意义。法律的有权解释，即使机关解释，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抽象的机关离开个人的解释，不会自动进行解释。所谓机关解释，不过是具体的个人解释，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一种集体化、公共化的处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有权法律解释归根结底仍是解释者个人理性、个人智虑的结果，而不是纯粹权力意志的肆意妄为。不但如此，经由权力意志所进行的法律解释，之所以能更好地释明模糊的法律意义，还在于权力总是能通过正当程序获得优秀解释人才的支持。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企及的。只有权力才能合法、正当地聚合个人的解释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