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是一个独立的事实明晰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命名为事实解释。对案件事实的解释是否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我个人认为，它依然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因为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并不同于科学家对客观事实的探究。科学探究除了方法上的制约外，在探索的对象和内容上，永无止境。但案件事实解释作为一种对事实的探究，自始至终都需符合法律先在的规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打上了法律规定的印记，从而也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也因之，它所能得出的，只能是和证据相关的证据事实，在证据之外的“事实”，只能靠既有的证据进行逻辑推理，从而构建证据之间的逻辑链条。当证据之间能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无所遗漏的逻辑链条时，人们才能认定案件被解释或叙说清楚了。但正如前述，案件在这个意义上的清楚，仅仅完成了案件事实的解释，并没有完成司法裁判。这种解释为司法裁判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紧接着需要做的工作，是寻求对于这一业已认定的案件事实适用何种法律。如果对事实的解释，乃是联系法律规定以解释案件事实之过程的话，那么，此阶段对法律的解释，乃是一个联系案件的具体事实以解释法律的过程，或者是把案件事实代入到法律中的过程。其目标，是要在众多的法律规定（法律条文、法律判例）中寻求解决案件的准绳。这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显然已经不同于在我国存在的、被称之为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如果说目前我国所规定的有权法律解释，只是一种职能解释、条文解释，并且是一种指向实践的“精神实践”活动的话，那么，这里所讲的法律解释，却伸展到司法活动过程中，是一种区别于条文解释的“功能解释”。它不仅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这样乍看起来，似乎在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和事实解释之间，已经有了逻辑关联，但就判决的要求而言，此种逻辑关联还显然不够。因为无论借助法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根据事实对适用法律的寻找，都还停留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的“各自”领域。为什么这一案件事实必须适用这一法律规定，或者为什么只有这一法律规定适用于这一案件事实时，才更为妥当？显然，这样的问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的“各自”领域中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完成，是需要通过法律推理的过程才能实现的、才能得出具体的判决结论的。
对两造而言，尽管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选择是重要的，也是他/她们所关注的，但只有和裁判结果相关时，人们才会反过来逆向地追溯和关注这一过程。当裁判结果尚未呈现，除非法官可能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已经很明显，并且根据这种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不需要更多推理，两造以及其他关注该案的人们可以轻易得出相关判决结论时，人们才会更多地关注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过程。所以，一般说来，两造，甚至社会公众更多地关心和期待的是裁判结果，而不是司法过程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选择。但进而言之，必须明确的是：对司法裁决而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选择，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同时，只有通过法律推理，把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选择连接起来，辨真析理，丝丝入扣，才能得出司法裁决的结论。这个时候，法律推理的场域就出现了。尽管法律推理的场域，是在勾连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选择之时，但对于普通的案件而言，在学理上研究这种逻辑勾连的意义不大，因为它只能提供给人们有关从大前提（法律）、小前提（案件事实）到结论的一般三段论常识，而无法从中发现新的知识增量和新的思维路径。对法官而言，如前所述，运用这种三段论常识解决案件，也只是一种简单劳动，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尽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勾连过程，是法律推理适用的基本场域，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推理都肩负着模糊释明的任务。只有在当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在勾连过程中，出现了法律的模糊事项时，才是更能发现法官智慧、更多的智力劳作和技术含量，才是展现法律推理作用的场域，也才是法律知识能够进一步得以增量和扩张的场域。这样的场域，其实就是法官所要面对和处理疑难案件和复杂案件。
什么是疑难案件？什么是复杂案件？对此，人们虽口头、笔下时常运用，但很少见有说服力的学理界定者。通常情况是，人们把疑难案件和复杂案件相提并论。我以为，疑难案件和复杂案件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疑难案件主要是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时，对究竟适用何种法律不确定或者无法适用现行法律而产生的案件。对前者，即究竟适用何种法律一时模糊不明，难以明断时，严格说来，是一个规范冲突的问题，它应当在我将要在他处论述的“冲突消解”中寻求具体的救济方法；而对后者，即面对一个案件，在现行法律中根本找不到具体的、可以适用的规则时，严格说来，是一个法律漏洞问题，因此，其救济机制，则应归结到漏洞补充中，寻求补漏的基本方法。但无论如何，这里都用得上法律推理。这也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虽然为了学理分析的方便，把法律的病灶分为三种，即法律模糊、法律漏洞和法律冲突，并且这三种病灶往往是各自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三种病灶总是各自存在的，也不意味着法律不会发生并发症。前述情形，其实就可看成是法律并发症的发作。但在运用具体的方法时，应当还是对症下药的。即法律推理在这种“并发症”中的作用，主要不是为了克服法律冲突或者填充法律漏洞，而是为了对法律模糊之释明。这样，在这种法律的“并发症”，法律推理依然保持着其作用的场域和应有的功能。根据此种对疑难案件之界定，不难发现，疑难案件的发生，主要是在某一案件的法律适用发生困难、难以确定时才有疑难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