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无论是程序上的完善还是实体上的规定，量刑规范化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于量刑均衡。但是，什么是均衡？是和谁相比较的均衡？均衡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实现均衡？这些都亟需在实体上做进一步的阐释，然后才有可能使程序的设计落到实处。
二、量刑均衡的难题与意蕴
量刑均衡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8]甚至被比拟为哥德巴赫猜想，[9]在于均衡归根结底要表现为一种心理感受性，或者说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一种公平感和公正感，即相似的情形是否被同等对待了，不同的情形是否受到了区别对待。既然如此，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对刑罚的心理感受就会不同，这是一般公众的视角；从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角色来看，犯罪人与被害人对刑罚的心理感受更是不同；从裁判者的视角，对犯罪事实的感受与对规范的理解也会存在差异，即使量刑的步骤和标准无异，但是考虑的因素以及权重不同、刑罚目的的倾向不同、刑事政策的重点不同，甚至裁判者的心境不同，刑罚量定的结果也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勿论其为一般公众还是案件当事人，即使针对同一个案件，勿论是疑难案件还是一般案件，对刑罚的量定都会心存疑惑，认为刑罚的结果并不存在确定性和唯一性。如此看来，量刑均衡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这也难怪世界各国在量刑问题上驻足不前，即使是美国量刑委员会为了监督量刑活动雄心勃勃地制定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又称《指导规则》），一直以来颇具争议并受到许多法官的抵制，200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布克案（United States v. Booker）中判决强制适用《量刑指南》违宪，从此《量刑指南》在地区法院量刑中不再具有强制性而仅具参考性，[10]因此在利益与价值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绝对杜绝法官自由裁量是不可能的，做到量刑绝对均衡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难道量刑均衡真的只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吗？难道司法裁判的确定性真的不存在吗？从语义学上来看，均衡就是指平衡，[11]源自过去使用的杆秤，在称重量时当秤杆水平时便意味着准确称量了重物，因此衡也可以作为动词，有称重量、衡量之意。可见，均衡就是水平、不倾斜，意谓被衡量的事物是等重的，也可引申为不偏不倚，以同一标准对待事物。由此，均衡的第一种涵义就是静态的平衡。静态的平衡是一种“完美”的状态，说其“完美”不仅在于这种状态要求衡器的精准，还要求对被衡量的事物而言所考虑的因素是完全相同和匹配的，更要求衡量者完全摒弃主观判断，这是一种完备性均衡，所谓的完备，通常理解为“应该有的全都有了”[12]，即如果不再需要其他因素，也不缺任何必要的因素，易言之，是充分且必要的，那么就可称之为完备，所以完备就是完善、圆满的意思。如此这般的均衡只能由全知全能的上帝或神才能实现，仅具有限理性的凡人对此却是不可知也是做不到的。上文关于量刑均衡的困境和难题实质就是针对这种“完美”的均衡所提出来的质疑，是对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找一次性、终极性地达至均衡方法的否定。均衡的第二种涵义是动态的平衡，[13]当秤杆在“完美”的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幅度大小一致时，即是达到了动态的平衡。由此，还可以引申出更加富有哲理的动态平衡的理念，即均衡本身也是有涨有落的，我们虽然无法确知完备性均衡之所在，但是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完备性均衡之所向。换言之，涨落的均衡本身就标识了完备性均衡的方向，但前提是这种均衡之涨落是自发的，是排除了各种不当的人为干涉所形成的。就量刑均衡而言，如果刑罚仅仅是法官依据法律和良知所作的判决，虽然大多会偏离完备性均衡，但犹如正弦曲线的波动一般，仍然会回归均衡，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均衡，是完备性均衡在现实中的破缺状态，完备性均衡正是而且也只有通过这些破缺的均衡才能标识自身。那么，如何才能获知完备性均衡的近似值呢？通过统计，我们可以即刻得到与某一犯罪行为大致均衡的刑罚，而且统计样本愈丰富、数据采集量愈大，结论愈精确，假如数据库能够无限大，统计所得的结果便是完备性均衡。这是一种经验的立场。
对经验的立场确定刑罚均衡的质疑是，以过往的判决结果限定将来的司法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如果过往案件的判决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再加上时势变迁，难道仍要以此为量刑均衡与否的标准吗？这其实是对本文意旨的误解。没有人意图以过去的判决结果对将来的司法裁判进行限定，顶多是方向上的指导和要求阐释理由的依据。首先，由经验得来的刑罚均衡仍然只能是一个阈，或者说是一个带有幅度的值，目的是有助于观察将来的判决是否偏离阈值、偏离的程度以及对偏离行为的解释是否充分。因此，些微的偏离不会改变整个刑罚均衡的阈值，在这个意义上动态的均衡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次，新的判决也会成为经验的一部分，成为统计的一个样本，势必影响均衡阈值的微调。如果新的判决出现了偏离而且对偏离行为的解释是充分的，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刑罚均衡的阈值就会改变。如果这种阈值的变化突破了法律，修法也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动态的均衡本身意味着现实的可变易性。稳定性和变易性是动态均衡的实质，从而不但使得均衡能够得以把握，而且具备了自我纠偏的能力，法官的能动性也从中得以体现。
是故，量刑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均衡，而只能做到相对的、动态的、过程性的均衡，而且这一进程将永无止境。任何一劳永逸的、简单化的、僵化的思维模式都会导致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均衡和不公正。渐进的模式才是改革之途，渐近的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这是涨落有序的正义理念在量刑上的体现。或许《意见》的制定者正是认识到了均衡具有如此丰富之内涵，才于经年之后慎重地公布、试行，并授权各省高院出台实施细则，意图将来再行总结、修改和完善；另外，《意见》中所涉及的数字均有一定的幅度，限制权力但留有余地的做法，或许也是动态均衡理念下不得已的选择。如此，承办具体案件的法官就不能仅仅是机械地执行《意见》，而只能是能动地执行：执行意味着对当下均衡的体认和对动态均衡稳定性地服从，能动则意味着对时势的把握和对动态均衡变易性的贡献，二者偏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