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代一些学者把“父子之间相隐攘羊更合乎情理”的具体论断提炼概括为“特定亲属可以不向合法官方机构提供近亲属任何（严重）犯罪行为的证据”，孔子在世应该会批评这一提炼概括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因为如此提炼概括除了方法上没有考虑语境、主体对象“反”到了“四”、“五”的层次问题外，这一抽象还忽视了“主动告发”与 “被带到公堂接受调查”之间的区别。因此意味着同样是追求甚至更加追求“尊尊君君臣臣”的儒家思想、也是后世2000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本身就存在矛盾对立，不得兼容；还意味着“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不用相隐之律（相反鼓励“主动告发”，否则要连坐——与不作证负相关）”、“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唐律疏议·名例》、《宋刑统·名例》第六卷,即部分亲属间犯罪不但不能相隐，相反相隐要处以刑罚，只是会减轻处罚而已——也不是可以不作证，而是与不作证负相关或者不相关）、“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164——藏匿犯人、165条——湮灭罪证之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台湾（地区）刑法典》第九章第167条，其意思也是并非可以不作证，而是明确规定接受调查时不作证要承担处以刑罚，只是可以减轻处罚——直接严厉否定刑案中特定亲属作证义务豁免）等类似法律实践与统治社会的“主导思想”以及国民的“普遍信仰”无法兼容，甚至截然对立。
从《论语》表达出来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上述提炼或解读是对孔子的误读和曲解，因为：1、孔子反对“以德报怨”，他以强烈的语气反问：若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论语·宪问》），并特别强调“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这意味着孔子认为对于他人的恩惠和侵犯必须予以相应的回报，有错必须予以纠正，而非“犯而不校”，所以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攘羊”这种侵权违法行为来讲，孔子并非认为不应该予以纠正，更不意味着对于“抢”、“窃”、“盗”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应该予以纠正，而应该予以隐瞒。用法理学行话讲就是，孔子并不反对“校正正义”[17]，其所反对的只是“校正正义”被如此适用于“攘羊”这类轻微违法行为上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种种违背亲情伦理的一些不当做法；2、孔子也反对“以怨报怨”，因为孔子理解这是从受害者出发的方案，容易出现情绪失控，导致防卫过当，甚至冤冤相报；3、因此必然希望和主张“以直报怨”（《论语·宪问》），即由强有力的国家公权力根据一定的标准即“直”校正对他人的侵害，并阻止防卫过当，他还特别强调国家的威严，强调“礼乐征发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认为有损国家威严的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季氏》）。若再结合孔子之前及其当时生活的“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人心普遍思定，可以肯定从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叶公所讨论的“父子相隐攘羊更合乎情理”的“判例”中，抽象不出既可能使得侵害他人或者国家利益行为得不到纠正、又不当弱化国家公权的“特定亲属作证义务豁免”的道理或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