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公的问题
《论语﹒子路》第十八章，叶公和孔子所讨论的首先只是“攘” 羊的问题，而不是“窃”羊、“盗”羊的问题，先秦时期，并不是没有“窃”、“盗”的字眼，《尚书﹒费誓》记载：“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5]中国历史上第一步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差不多也是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法典——魏文侯李悝制定的《法经》，开篇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并将《盗法》、《贼法》分篇，还将《盗法》放于《法经》六篇之首。但是叶公偏偏没有用“窃”、“盗”的字眼，而用的是“攘”。根据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理解，“攘”羊主要有两种意思：一种是顺手牵羊即“偷”，一种就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别人的羊跑到自己羊群中了，然后默不吭声把它或它们赶回自己家，[6]从行为方式上看，如果属于前者，“攘羊”相当于现在的盗窃行为，如果属于后者，则相当于现在民法中的不当得利。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刑法，加之我们日常用语中“攘”（如“攘夷必先安内”的“攘”）实际上就是“赶”，所以这里的“攘”羊行为实际上更应是现在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其次，叶公和孔子所讨论的只是攘“羊”的问题，不是攘“奴隶”、攘“牛”、攘“马”的问题。叶公和孔子讨论的问题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农耕社会时期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属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时期，带脑力劳动的体力活主要靠奴隶，纯体力的种地运载主要靠牛，走路靠马，这些都是很值钱的东西，而羊在当时除了祭祀用应该主要就是吃，不是主要生产工具，无论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都不是太大。西周时期法律规定“买卖奴隶、马、牛”等生产工具时用比较长而正式的合同——“质”，而“羊”则不需要也能证明这一点，另外这里的羊应该是一只而非一群（三个或以上），因为如果是一群的话，受害人自己就能发现并且会去亲自告发，而不会是侵权人儿子去告发，所以退两步即便叶公和孔子所说的“攘羊”即“盗羊”，其财产数额也未必能达到“较大”刑法予以调整的标准。第三，正式这里无论是行为方式还是行为对象，整体上评价行为性质很轻的父亲“攘羊”行为，“直躬”儿子却主动告发其父亲。[7]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公的前提是行为人是个“直”躬者。《论语》中的诸如“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论语·为政》）、“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以直报怨”（《论语·宪问》）、“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以及紧随“直躬”之后“直在其中矣”等“直”都是“好或值得人们追求”的意思，都是人们甚至“人类”值得孜孜追求的“好”东西。所以，可以想见，叶公说那个人是“直”人，不是否定或反讽，而是有一定经验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