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语境化并通俗地理解，叶公和孔子讨论这个问题时话应该是这样说的：“我们那有个被大家认为正值的人，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别人的一只羊跑到他家羊群中了，他父亲默不吭声，把别人走失的羊赶到自己家里圈了起来，那个正直的人主动告发了他父亲，您怎么看待这件事？”——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是“校正正义”——把被其父“攘”的羊通过告发使其归还失主显然是对“攘”羊行为的校正——不值得人们追求的抽象问题吗？显然不是。这只是一个具体问题，一个某地方某个正值的人在某件事上的具体做法是否可以被解读为推崇效仿的行为规范的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事实涉及诸多因素和细节的法院的“具体判决”可否被作为“先例”引用的问题？
二、孔子的回答
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针对叶公问的“儿子主动告发、宣扬父亲攘羊”这个具体问题，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合适还是不合适，而是在意识到“知识、经验具有地方性”的前提下，用经验事实给予了回答：“我们那的人如果遇上你说的攘羊这种事时，他们的做法和你说的那个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会帮助儿子隐瞒这个事情，儿子也会帮助父亲隐瞒这个事情，而不是主动去向官府告发或者向别人宣扬他父亲的过失。”如此解释和理解孔子的回答是对孔子的添油加醋，还是添“枝”加“叶”？[8]笔者认为是后者。众所周知，《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谈话的记录，如同大学生上课或者听讲座时做的笔记，所以能简化就简化点，自己能看懂就行，对于前面已经讲过并记录了的内容，后面往往就不需要重复记录，所以对于孔子的弟子在记录孔子与叶公讨论的“他们那有个被认为是正值的人主动告发、宣扬父亲攘羊”的问题时，自然就把问题本身省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空前深刻变化，我们在谈论孔子学生的读书笔记——《论语》时，必须注意对其所讨具体问题、所下判断条件予以重现或者重构，以设身处地“语境化”[9]的理解其所讨论的问题和其中隐含的确切道理，以切实理解《论语》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深刻原因，并发掘出其对现时代的可能意义和启示，而非“删夷枝叶”，直接去找自己想要的“花果”。
在对他们那的人在“攘羊”行为的做法进行简单陈述后，孔子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比较分析后下了个特称论断：“我们那人的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做法——‘相隐’而不是‘告发’——可能更符合情理、正义或人性。”说孔子是比较分析后下的特称论断，而不是全称判断，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孔子社会活动中具体的人，他在与别人讨论具体问题时不可能一张嘴就高喊正义、人权等宏大的政治话语或抽象哲学命题；其次既然能被后世尊称为圣人，孔子不可能不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听完别人的陈述，不留余地直接下一个全称判断：“全天下的道理都在我们那人的做法中！”甚或“全天下的道理都在我们那父子相隐攘羊的做法中！”真实这样，他还会成为圣人吗？再次，与西方古代与现代哲学家、思想家不同，也与近现代意义上的非常强调论证的哲学家或教授不同，孔子及他的学生并没有自觉的体系化哲学追求，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经验和体悟对具体的事下结论即“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至于结论背后隐含的深刻道理则要靠“顿悟”，而非抽象揭示和“论证”。[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