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领导
我们党在组织上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刑法起草工作。刑法的起草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为此专门成立了刑法大纲起草委员会。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刑法的起草工作受中央书记处和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具体负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了法制委员会（后更名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主持刑法的起草、补充和修改工作。其二，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疑难待决问题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请示。例如，反革命罪罪名的修改问题曾引起较大的争议，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反革命罪罪名最终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军人违反职责罪是用单行刑法发布，还是统一规定在刑法典中，也曾有过争论，最终报经中央批准，列为刑法分则第十章。其三，对于一些重要的刑法草案稿，都报经中央有关领导审查或审议。例如，1963年10月的刑法草案第33稿经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审查并原则同意。1979年5月的刑法草案第37稿经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在修改以后提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获得一致通过。
（三）工作方法上的指导
就一般法理而言，法的创制过程，实际上是发扬民主的过程。民主立法作为工作方法向来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21]民主原则应贯穿在宪法中。彭真同志对民主立法问题有过大量的论述，他指出：“立法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反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复用实践检验。不仅要集中委员们、代表们的意见，而且要听取、反映和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实际工作者以及群众的意见。”[22]“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要欢迎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要很好地听取，认真地考虑。不同意见越多越好，有不同意见就可以比较，可以鉴别。”[23]“法律是要十亿人遵守的，制定法律时只有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摆出来，很好研究，吸收正确的，抛弃错误的，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才有可能使法律比较符合实际，能够行得通。”[24]“经过广泛民主，充分讨论，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了，极少数不同意见还是会有的，怎么办？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我们的宪法和法律，都是高度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产物。这样制定的法律、作出的决定，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总的讲是可以比较好、比较符合实际的，可以不出大的失误。”[25]
自刑法起草准备到两部刑法典的出台，再到新刑法典的补充修改，历经半个多世纪。可以说，从刑法的起草到历次修改，立法机关都非常注意倾听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声音并给予尊重，从而较为充分地贯彻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民主立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