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1997年刑法典进一步的局部修改补充
随着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根据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又对刑法典陆续作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通过《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9年1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2011年2月25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总则以及分则的具体罪作了一系列修改补充。这些修改补充使我国的刑法保持与时俱进的步伐，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刑法立法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
（一）政策思想指导
回顾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许多刑事法律的出台，是与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大政方针密不可分的。党的政策思想在刑法立法中的体现很多，以下择其要者加以说明。
1．关于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10]“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1]制定方针、政策是这样，制定刑法也应如此。
事实上，刑法立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再强调的。彭真同志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特别强调刑法立法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根据中国情况，今天抄了苏联的，明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实施，后天苏联修改了，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来个修改？六亿人民的中国，我们能这样立法吗？”[12]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13]“首先，要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立法的根据。”其次，“研究问题、立法，不能割断历史。”“除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外，还要研究我国历史的实际。”[14]无疑，这些论述是我国刑法立法基本经验的总结。
刑法立法不能凭主观想像，也不能照搬前人或别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要系统深入地调查研究，一切均应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就我国的刑法立法而言，每一次立法程序的启动事实上都体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求，而且立法工作机关在刑法典起草和修订过程中，总结了我国长期的司法实际经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实际资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