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如葛克昌教授所言：“私法与税法之竞合，涉及宪法上私有财产权之保障。‘宪法’第15条之财产权保障赋予私法之任务，乃在于规范私人间所有权自由；税法之任务则依据私有财产权之自由安排，‘国家’在不影响其所有权自由前提下分享成果。其间私法与税法关系，在上位位阶之‘宪法’中交会，‘宪法’第15条财产权保障即在其中作为竞合时之协调规范，二者得以整合。”[19]所谓部门法规范的冲突，在法律实务上主要体现为特定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立足于某一特定部门法之规范体系如民法或者刑法、行政法，在相关案件之审理、裁决中涉及该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之交涉、取舍及适用。因此，尽管法律适用者的分析视角依然采用某一特定部门法的内在立场，但在调适规范冲突时却须具有更高、更广的宪法视野。唯有如此，此类涉及部门法规范冲突案件之审理，方可不再沦为某一部门法领域之内的自说自话。

　　（二）部门法规范冲突宪法调适的基本原则

　　如上所述，所谓部门法规范冲突之情形在审判实践中或者涉及私法规则与私法原则之冲突，或者因私法行为作为公法规范适用之法律事实而牵涉公法原则与私法规则之取舍。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特征在于：此种法规范冲突均可往上推溯到宪法层面而提升为宪法诸原则间的冲突或者宪法基本权利诸形态间的冲突，而应秉承宪法精神或原则予以整合、协调并加以调适。笔者认为，在宪法原则体系中，比例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等宪法原则得明确揭示宪法之终极价值及公权力之界限，可作为调适部门法规范冲突之宪法依据。现具体论述如下：

　　1.私法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遵循。在私法案件中，以公法规范否定当事人私法行为之效力须遵循比例原则，以营造私法秩序的自治空间，并确保司法裁判权力之正当行使。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比拟诚信原则在民法中所处的“帝王条款”地位，因此比例原则也可称为是行政法中之“帝王条款”。[20]在我国，尽管比例原则尚未被宪法所明确确认，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法原则而得以直接约束司法裁判行为，应属共识。一般认为，比例原则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子原则：（1）妥当性原则，或者称为适当性原则。该原则要求公权力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必须能够达到合法的目的，或者至少有助于目的之实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对这一原则的认定上采取最低限度标准，即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或者全然不适合，就不违反妥当性原则。[21]在笔者看来，妥当性原则要求法官以违反公法规范为由确认私法行为无效，或者排除私法行为的形式和内容而径行作出公法上之独立判断，均须符合公法规范之目的。（2）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法官拟以公法规范否定私法行为之效力时，须依据“相同有效性要素”和“最小侵害性要素”审查之，确认此种做法为维护公法法益所必需。（3）均衡原则，即狭义的比例原则。该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成一定比例，或者说，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比例适当、正当及合乎理性。据此，法官须在欲实现之公法法益与被侵犯的私法权利之间作精细之权衡。有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尚有两个辅助性原则，即“可预测性原则”和“交互作用理论”。前者要求国家采取之措施不可使人民负担过度，而应可期待人民负担此结果；后者要求对基本权利之限制越大，其所追求的目的就应该越高。[22]比例原则之适用，尚需注意与其他原则如权力法定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相协调，尤其是需要对宪法上诸基本权利形态可能招致的损益后果作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