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条件与撤销条件的“双重标准”
虽然设置自认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但其主要根据则是民事诉讼处分原则。[6]因而无论确定自认是否有效还是审查自认撤销是否成立，核心问题都在于确认“根据”是否存在。如果自认意思有重大瑕疵，则根据不存在，自认理所当然可以撤销（无论自认是否与事实相符）。如果自认意思自由真实，则根据存在，自认不能撤销（即使自认与事实不符）。但现行自认撤销规则却在“根据不存在”之外增加了“与事实不符”的证明负担，造成了自认制度内部适用的“双重标准”：在确定自认成立时，只确认自认意思的自由真实，即使存在自认与事实不符的可能（与显著事实或已认定事实矛盾除外[7]）；在确定自认撤销时，不仅要确认自认意思重大瑕疵，还要确认自认与事实不符。从自认撤销规则的初衷看，其应着重于考察自认人当初的自认行为，撤销的效果是要恢复到自认前的原始状况。然而，我国自认撤销规则却明显着重于撤销的后果和影响，而不是着重于对当初自认“根据”的考察，不是着重于对意思瑕疵的修正。
质疑者可能会指出，无论是德国法还是日本法都将“错误”和“与事实不符”作为自认撤销的“双重条件”予以规定，这岂不也构成了所谓“双重标准”？对此笔者有两点意见作为反驳：
第一，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上，“错误”加“与事实不符”的组合与以“意思”为中心并不矛盾。一方面，所谓“错误且与事实不符”，与其说是同时考虑“真实”和“意思”两项目标，不如说是考虑“意思瑕疵”的证明难题（对自认人而言）和判断难题（对法官而言）。日本司法判例认为，如果“自认违反真实”要件获得证明，就可认定该自认是基于错误而作出，且此处错误只要是自认人存在事实认识的错误即可，不论错误的造成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失。[8]换言之，“错误且与事实不符”的本意和重心不在于“真实”，而在于“意思”。另一方面，“错误且与事实不符”正体现了以意思为中心基础上与真实的“协调”，而不是绝对地不考虑“真实”。毕竟“错误”属于可归责于自认人自己的情形，而不像欺诈、胁迫等属于自认人无法控制或无力抗拒的情形，因而对其要求较高的条件不仅不为过，而且正是“意思”与“真实”精致协调的产物。
第二，我国现行自认撤销规则不以“意思”为中心，主要表现在“胁迫且与事实不符”的规定，而非“重大误解且与事实不符”。正是“胁迫且与事实不符”的撤销条件设置暴露出，我国“重大误解且与事实不符”与大陆法系常规的“错误且与事实不符”在理念上大相径庭。前者是在“重大误解”之外加上作为“把关者”的“与事实不符”，而后者则是以“与事实不符”来证明“错误”的存在并体现出对自认人较弱程度的“归责”（与欺诈、胁迫情形相比）。德国学者尧厄尼希曾指出：自认人“只可在两个前提下撤回自认：他提出证据证明自认与真相不符并且他因错误才发出自认。明知不真实的自认是不可撤回的。谁为使自己不利而故意不说真相，他所说的就被认为是真相。”[9]如果说德国法的自认撤销规则着眼于“真实”，合乎逻辑的推论应是：明知不真实的自认可以撤回，如果故意不说出真相，他所说的绝不能被认为是真相。因此，明知不真实的自认之所以不准撤回，并非因为其不符合真实，而是因为这种意思瑕疵不属于“自认人无辜”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仅没必要提供所谓“撤销自认”的“救济”，反而应当体现出“禁止撤销”的“惩戒”。[10]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法和日本法均存在“错误且与事实不符”的规则，不仅不能为我国自认撤销规则的“双重标准”提供有效辩护，反而构成了一种来自域外法的反思压力。
二、不彻底的“真实主义”
我国现行自认撤销规则固然不是以“意思”为基点和主线展开，但如果说它追求完全的、绝对的“真实”，似乎也不符合实际。按照季卫东教授的界定，“与辩论主义不同，真实主义不满足于仅仅从说服力竞技的层面来把握事实，而把对真相的追究作为法律上的义务加以强调甚至绝对化。”[11]如果自认撤销规则坚持绝对的“真实主义”，必然意味着只要求证明“与事实不符”，而无须考虑任何“意思瑕疵”问题。《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曾将自认撤销限于“相对方同意”和“与事实不符”两种情形，就反映了对这种“真实主义”的严格贯彻：“自认人欲撤销自认，未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但是他举证证明的事实与自认的事实相矛盾，即证明了自认的事实是不真实的。此时，如果法院仍然以自认的事实为依据的话，将会影响法院的权威性。而且，撤销自认并未损及对方当事人的信赖的保护，因此，应当允许自认人撤销自认。”[12]然而，我国现行自认撤销规则却在“与事实不符”之外增加了“重大误解”、“胁迫”等“意思”要件，充其量体现出一种“不彻底”的“真实主义”，并造成了规则内部的理念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