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时代》：潘恩宗教观念的科学化
如果说潘恩在《人的权利》中阐述的政治科学很容易在启蒙时代的特定知识背景下获得认同的话（也因此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荣誉），他在《理性时代》中阐述的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则是他的一种知识或理性的僭越，并因此招致了欧美主流社会的最大误解和朋友之间的猜忌，更为其政治对手（如美国的联邦党人）提供了肆意攻击的借口。《理性时代》是坚持自由思考和原则论证的潘恩将政治领域的写作自信移入宗教领域的一次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他绝少同盟者，因为他基于自身的知识理性，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教派，甚至接近了一种完全将作为“颠倒的世界观”的宗教内在化、科学化与理性化的“无神论”--这是潘恩真正的激进之处，其激进程度远超出其在政治领域的作为，因而不见容于世人。
当时，没有哪个身负名誉的思想家或政治家敢于同潘恩站在同一宗教立场之上，即使是他昔日的盟友杰斐逊也不得不在联邦党人的要挟下重新确认信仰归属并与潘恩断绝关系。潘恩写作《理性时代》的时刻恰好是美国立宪之后政治与宗教重新保守化的时期，而法国革命历经雅各宾派的激进专政之后也开始回归理性与传统。在当时的语境下，尽管政治革命已经成功，但是还不足以论证或提供一种可以替代传统宗教的科学宗教或公民宗教。在公民宗教的意义上，罗伯斯庇尔失败了；在科学宗教的意义上，潘恩同样失败了。至于半个多世纪之后，沿着科学理性和激进主义的道路一路前进而提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马克思，最终也没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替代传统宗教。在布鲁诺的时代，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在潘恩与马克思的时代，尽管宗教在科学的经验理性面前有所退却，但科学并不能够以形式理性的名义掌管人类精神领域的锁钥，试图将宗教压制为科学的婢女或完全放逐显然是一种对曾经的“宗教暴力”的复制。启蒙以来的理性乐观主义一直试图通过理性本身把握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物甚至人类的命运，这在一般科学乃至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显示了理性与科学的伟大力量，但当人类将这种理性反作用于自身的精神领域，并试图用经验和实证的目光打量曾经的“上帝”时，人类精神科学领域最大的疑难就出现了：第一因到底是什么？当科学的理性能够照亮人和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时，这种理性确实就具有了“上帝”的性质。潘恩在《理性时代》中要寻找或认同的就是这样一种上帝，即科学的上帝或理性的上帝，而非启示的或教义的上帝。但我确信，潘恩不是“撒旦”，他只是近代启蒙思想中激进主义脉络里的“唐吉诃德”，是科学理性的“骑士”。
潘恩在《理性时代》第一篇第一章的《作者的职业信仰》中明确提出：“我只信一个上帝，别无他信；我渴求永生的幸福。我相信人人都是平等的，我相信宗教的使命在于行正义之事，体恤万民，让众生幸福。……我的意志就是我的教会。”--“我的意志”？其实就是“我的理性”。在该章结尾处，潘恩提到了早在《常识》出版之时就已经意识到理性需要开展两场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这样看来，《理性时代》不过是致力于政治主题的《人的权利》完成之后展开的理性的第二个任务而已。在第二章《论使命与启示》中，作者通过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性概念“启示”的分析，否定了宗教体系中任何“转述性启示”的有效性及以此为基础的教会权力。潘恩明确指出：“启示，一旦涉入宗教，就意味着上帝与人的直接交流……启示必然仅限于首次交流”，这有点类似于新教革命中路德提出的“因信称义”，但潘恩显然要比16世纪的路德激进得多。潘恩这样重构“启示”的概念，就等于直接否认了既有宗教典籍中“启示性教诲”的教义性质，并因而解除了那些所谓的“启示”对人的义务设定的有效性，解除了相关义务所支撑的教会权力的合法性。那么，什么是潘恩的“真正的神学”概念下的“启示”呢？只能是每个人直接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交流结果，即“上帝之道”(The word of God)。何谓“上帝之道”？潘恩在第一篇第九章《启示的真正内涵》中回答说“上帝之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创造”，亦即直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心灵中的、由上帝普遍而无差别地告知我们的那个宇宙结构。我们如何认知这样的“上帝之道”呢？潘恩认为不能依靠五花八门的人类语言，只能依靠科学理性。原来，潘恩的上帝就是“科学理性”，是“理性”向我们昭示着真正的“上帝之道”，即“真正的神学”所指的启示。潘恩在第一篇第十一章《论基督神学和真正的神学》中直言不讳：“现代所谓的自然哲学，包含了科学的所有部门，其中天文学占主要地位。自然哲学研究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以及他在创造中所表现的力量和智慧。这才是真正的神学。”在第一篇第十四和十五章，潘恩通过展示宇宙结构的多元性和宇宙科学的既有成果，证明了宇宙结构本身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需要我们的理性去直接认知，而宇宙结构的多元性则提供了个体自由和多样性的存在根据。在第一篇的第十七章，潘恩归纳了宗教欺骗的三种主要手段，即神秘、奇迹和预言，并从“真正的神学”角度进行了犀利的批驳，他认为“神秘”处于“真理”的对立面，是反“真理”的人用于迷惑心智的行话，而“奇迹”则是用于惑乱感官的障眼法，“预言”则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第一篇的“结论部分”，潘恩对自己所谓的“真正的神学”进行了总结，提出三个要点：一是任何出版物、作品或言谈中的上帝之道均不可信；二是我们通过理性直接感知到的“创造”才是真正的上帝之道；三是人类的道德责任在于模仿上帝在创世中对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善行和仁慈。他最后表达了一种“真正的神学”流行于世的期望：人类要不断卸载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障碍，回归到信仰的原初状态，而亚当至多不过只是自然神论中的一个神而已。《理性时代》第一篇尚未出版，潘恩就被法国当局逮捕入狱，幸好他将手稿交给了一位美国同胞，使得该篇得以在伦敦、纽约和巴黎同时出版，并激起极大的反响、回应和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