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在《理性时代》第二篇“序言”中简要回应了批评者的方法和路径，认为：“我发现所有我的反对者们或多或少地都是求助于所谓的经文证据和圣经权威。由于混淆了关于真实性和教义的争论，他们几乎不能掌控这一主题。但是，我要纠正他们。”潘恩在第二篇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去考证《圣经》相关文本的真实性，从而澄清关于《理性时代》有关争论的知识学前提。他逐一考证被奉为经典的那些文本，所用的主要方法是作者自称的“我所提供的可以证明他们为伪作的证据，正是从那些书中摘取的，而且它们的运用就像一把双刃剑，任何一边都能使用”，潘恩极其狡猾或曰机智，所用方法不过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致于无论他从《圣经》文本中找出的证据是否被确证，那些文本都将被证伪：如果那些证据被否定，则文本的一部分就是错误的；如果那些证据被承认，则整个文本可被自身证明为是虚假的。潘恩为难《圣经》中的上帝，其根源在于《圣经》所具有的“亦史亦经”“经史合一”的性质，潘恩从历史的考据出发攻击《圣经》的教义体系，通过经验方法证伪超验体系，其方法论的根源还在于他所谓的“真正的神学”，即自然哲学。他的方法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经院哲学方法，因而他的批评者的方法和路径也为他所不屑。潘恩以为证伪《圣经》本身就可以终结这场本质上的“科学”与“神学”之争，并认为这是“釜底抽薪”之策，但实际上这场争论远未终结，延续至今，并随着后世对启蒙理性及其知识论本身的质疑以及人类对传统生活的重新重视而更加复杂起来。不过，潘恩以其在知识理性面前的无比大胆而坦诚的态度，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科学理性与神学体系的一次“精彩”交锋。
然而，无论潘恩在《理性时代》中试图用“理性”置换“启示的上帝”是否成功，潘恩念兹在兹的“我们只信一个上帝”的命题却是人类永恒共享的--上帝到底是什么？他与我们的道德及精神生活有何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淡于宗教”同时又经历过现代无神论洗礼的东方民族而言，在重新迈入主流的现代化轨道之后，可以回避“人为的上帝”，但无法回避潘恩所谓的“理性的上帝”以及二者共同归属的、更为普遍和根本的“信仰体系”问题--这是我们时代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危机之一。
四、关于《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的翻译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些背景需要交待。2009年9月我的第一本译著《联邦制导论》出版之后，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周林刚编辑建议我重译潘恩的两本重要的小册子《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之前，我对于潘恩的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一个激进主义政治思想家，一个“世界公民”式的游侠，还有他那句关于政府与宪法关系的经典表述：“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经林刚的介绍和鼓励，我初步答应重译这两本书。回来后我找到原来的中译本以及英文版本，初步阅读之后更加深了我重译的决心。
关于潘恩作品的中译本，195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曾出过三册单行本，即《理性时代》、《常识》和《林中居民的信札》。19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潘恩选集》，在50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权论》（即《人的权利》），该书于2009年再版。关于潘恩作品的最新编译则由柯岚博士完成，即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危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柯岚博士在书中还收录了美国学界潘恩研究的几篇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潘恩的政治理论》、《潘恩、美国与政治意识的现代化》、《汤姆·潘恩的宪法》、《汤姆·潘恩的哀荣》、《塑造美国公众：潘恩、宾夕法尼亚杂志与美国革命的政治话语》。这就大大丰富了学界对于潘恩作品完整性以及美国学界潘恩研究现状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重译《人的权利》和《理性时代》的意义何在呢？首先，这两本小册子既有的译本的最初版本完成于半个世纪之前，未及认真修订，其中有不少谬误需要更正；其次，这两本小册子是潘恩政治作品中就思想性而言最为系统的作品，“权利”与“理性”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语词，也是现代性的核心构成，而《常识》与《危机》等因为服务于特定的时局以及政治正确的要求，且属于潘恩的早期作品，在系统性和论证完善性上有所欠缺；再次，尤其是《人的权利》中出现了福利国家、永久和平与欧洲一体化等极富创见的思想，值得认真研究；最后，译者所选择的译本方案更加权威与完整--以剑桥大学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中的《潘恩政治著作选》中相关章节为底本，结合美国历史网站www.ushistory.org>）上的文本加以对勘和补充，尽量提供更加完整的原著风貌，因为据剑桥版选集的编者布鲁斯·库克里克（Bruce Kuklick）介绍，潘恩的英文著作没有权威的版本，只有相对完整的版本。当然，这是译者首次涉足经典翻译的领域，翻译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启蒙时代的英语文法和20世纪以来的现代英语有所差异，为此，译者勉力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