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法国的潘恩也并非一帆风顺，《人的权利》给他带来的荣光也没能使他幸免于法国革命政治的跌宕起伏。在英国，潘恩因其激进主义立场而遭到迫害，法国却因他的温和主义而施以同样的迫害。潘恩来到法国时，吉伦特派当政。潘恩与他们的政治立场较为接近，所交往的也多为吉伦特派背景的巴黎知识分子。然后，法国革命进一步激进化，雅各宾派上台。潘恩因为反对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雅各宾派的诸多恐怖措施而遭到忌恨。1793年12月，潘恩被捕入狱，《理性时代》第一篇手稿交给了他的一位美国同胞并于此年正式出版。1794年11月，随着雅各宾派的倒台，潘恩获释出狱，与美国新任驻法大使门罗先生同住。期间潘恩曾向美国政府求救，但联邦党人阻止了救援行动，潘恩失望至极并由此迁怒于总统华盛顿--其对总统的抱怨信随后又遭到联邦党人的利用。1795年，法国政府为潘恩恢复名誉，并重新吸收进议会，但虽然答应，但却从此淡出法国政治，潜心观察和写作，分别发表《理性时代》第二篇（1796）和《土地正义》（1797）--前者是对《理性时代》第一篇相关问题的深化，后者是对《人的权利》中提出的福利国家思想的具体化。1802年，潘恩回到美国，受尽冷落。那时的美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保守期，潘恩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已不合时宜，更有甚者，《理性时代》中的自然神论立场遭到最大的误解和攻击，而他写给华盛顿总统的“抱怨信”也被联邦党人大肆宣扬和利用--潘恩自觉退隐，回到纽约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一期间他也曾写过自我辩护的政论文章，但都没有多大影响。潘恩晚景凄凉，孤苦伶仃，1809年老死于纽约。
显然，潘恩的思想与影响定格或局限于18世纪波澜壮阔的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自然法和革命的时代，而19世纪的基本精神则是实证主义和法治，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通过市场与宪法走向保守的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气质和使命，老年的潘恩已经跟不上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的节奏与步伐了。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潘恩就只属于18世纪，他属于整个现代世界：潘恩对英国议会与英国政治的许多富有洞见的批评和建议成为19世纪英国自由派的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重要来源，后者将潘恩奉为自身的思想导师之一，而潘恩期待的“新英国”也日益在原则立场上接近了潘恩的原初理想；潘恩在美国被亲切地称为“汤姆·潘恩”，其平民立场和平等取向深深打动着美国中下层民众的心灵，他也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人为污名化而被遗忘，如本序言开头展示的那样，他在美国民间社会和学术界有着挥之不去的强大影响；在法国的情形特殊些，激进的潘恩遇到更加“激进”的雅各宾派时显得温和，这是由潘恩内心深处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原则决定的，潘恩对法国也许并不了解，他所交往的也只是吉伦特派的上层知识精英，但其通过《人的权利》在原则立场上为法国大革命所作的光辉辩护，不可能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潘恩身上没有贵族的傲慢，没有基于私利的算计或保守，甚至不黯政治，总是在政治对抗中败北，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自由、民主和人道原则的真诚而无条件的捍卫。
以上就是译者大致勾勒的潘恩的生平与思想肖像，尽管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的缺失甚至扭曲，但译者坚信这一大致的轮廓是可信的。潘恩作品的时事性、针对性和辩论性都很强，具有宣传和论战的优势，但在理论论证与学术考据上可能存在缺漏或不足，不过瑕不掩瑜，其理想之真诚与思想之光芒极具穿透力，至今对于欧美政治乃至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为他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他是一位“世界公民”，一名“自由使者”，他始终坚持的是原则论证，追求的是普遍理想。
重提潘恩，抑或重读潘恩，对于身处改革关键期的中国，显然有着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人的权利》：潘恩政治思想的成熟
《人的权利》是潘恩最为成熟与系统化的政治思想作品，也是潘恩倡导“原则革命”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不是因为《常识》或《危机》，也不是因为后来的《理性时代》--恰恰就因为这部作品，英国政府决定以“法治”的方式来压制潘恩的“政治原则”，以煽动叛国罪对他加以逮捕并最终缺席定罪。相比于主要以美国革命和英美关系为背景的《常识》与《危机》，《人的权利》更加着眼于欧洲的政治与革命，其根本诉求在于推动英国议会改革和法国革命。相对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传统和善于通过妥协维护自由的习惯而言，潘恩的“原则革命”显然构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诉求，对英国政治中的激进派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人的权利》分为两篇，第一篇直接针对柏克1790年《法国革命论》中的主要观点展开反击，并初步提出了作者基于权利论的宪法和政府原则体系，第二篇的理论论证色彩更加浓厚，并侧重将权利原则应用于制度实践和改革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