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仅对传媒监督在实践中所可能引发的问题作出分析，以使我们对传媒监督效能的认识建立在较为理性的基础之上。
传媒论说和评价司法的负面性主要产生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同传媒自身的利益基点相关；一是同传媒的技术素质相关。从传媒自身的利益基点来看，传媒本质上亦是公共选择理论意义上的“经济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情况下，传媒都有自己的特定利益(无论是经济或是政治利益)，并依据这种利益基点表达自己的社会见解。纯客观、完全超脱或中立的传媒仅仅是一种道德虚构。在论说和评价司法的过程中，传媒的这种利益基点客观上对传媒的行为选择以及传媒的具体认识和见解产生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传媒是依自体意志(而不是法治原则)对司法实施监督的。这与其他监督形式的立足点有着明显区别。就主观状态而言，传媒监督的具体追求与其说是为了法治的完善，莫若说是为了实现传媒自身的利益。不可否认，传媒的这种利益在多数情况下与法治的要求以及主导政治力量的愿望是一致的，与社会公众的意志与情感倾向也是吻合的，但彼此间出现冲突与龃龉也是必然的。这也意味着在允许传媒对司法进行论说和评价的同时，也给予了传媒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干预正当司法行为的机会。从传媒的技术素质来看，一方面，如前所述，传媒的话语立场是道德化的，因而传媒很难理解司法机构依据法律、特别是依据法律程序对某些社会事实所作出的与道德情感或公众情绪不尽一致的判定或处置，另一方面，传媒无法恰当地筛选或过滤公众所渲泄的、与法治要求并不一致的社会情绪。此外，相对司法而言，传媒在表述某种认识和见解时，更缺少事实基础，更缺少程序性制约，更缺少技术性证实或证伪手段。
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理论界，倡导传媒监督的学者往往同时也是司法独立的主张者。这大概是因为司法独立与传媒监督同属于法治与民主的范畴；同时，这两种主张都符合学者们的人文主义激情。但是，如果不能冷静地看待传媒监督的前述缺陷，片面且过份地渲染传媒监督的积极作用，学者们将会跌落到自设的陷井之中。因为司法独立在本质上不仅排斥行政或其他干预和干扰，同时也不能容忍传媒自身以及传媒可能引致的其他干预和干扰。把传媒摆到不恰当的位置无疑会破坏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而这将与学者们倡导传媒监督的初衷相悖。在这方面，丹宁勋爵的一段着名论述能够给予我们以启示：“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报纸有——应该有——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公正意见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必须受诽谤法和蔑视法的限制。报纸决不可发表损害公平审判的意见，如果发表了就会自找麻烦。”[13]
在最朴素的意义上，特定社会对传媒监督的选择，不仅是利害相权之下作出的一种取舍，更主要是人们对扩展传媒监督的积极功能、抑制传媒监督的负面效应抱有一定信心。相关的制度设计也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因此，传媒监督的实际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社会中制度设计的合理性，特别是相应的制度安排与特定社会的基本条件的适应性。这些条件包括：民主发展为传媒所提供的政治空间、传媒体系的设置及其运作特点、受众的文化素质以及司法体系的实际状况等等。以此分析为依据，我们可以逻辑地将话题转入到对中国传媒监督的相关现实问题的讨论。
五、实施传媒监督的现实制约
总体上看，现今中国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尚未能得到很好发挥，传媒监督远未能达到学者们所期望的理想境况。一方面，传媒对自己与司法关系中所处的尴尬地位以及传媒在论说和评价司法方面的有限空间心存不满；另一方面，司法并未普遍地接受传媒监督这一非制度化的监督形式，对传媒的排拒或不配合依然是司法机构处置与传媒关系时的主导心理倾向。这种状况既是当下中国倡导传媒监督的具体缘由，也是实施传媒监督的现实起点。
应该说，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传媒监督有着更强的理论支撑。因为中国司法机构的社会目标与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中所刻画的中国司法的先进性、优越性，特别是司法机构对人民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切正是传媒监督所需要的支点。这表明，影响传媒监督实施的是其他一些制约因素。
第一，传媒的行为受限较大，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合理张力尚未形成。中国传媒长期被视为主导政治力量的“喉舌”，担负着很强的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为媒体提供了较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使传媒的政治负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传媒的发展亦显示出多角化趋势。由此，传媒获得了论说和评价司法的最起码的条件。然而，实践中，在对待司法问题上，传媒的行为所受到的限制仍然是很多的。这首先自然是因为传统观念和制度惯性的影响依然较强。完成观念的根本转变、消解制度惯性不仅需要假以时日，更需要决策层以及司法机构经历相应的阵痛。但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素质难尽人意的司法机构以及生疏粗糙的司法行为尚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期待和理想；司法机构及司法行为事实上也经不住以这种期待和理想为基准的评价和挑剔。对司法行为及过程消极状况的适当遮掩有助于维系社会公众对法治及司法机构的信心。在政府推进型[14]的法治创建模式下，决策者不能不把限制传媒的行为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策略。没有理由对这种策略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同时又应看到的是，这方面的限制正不断超出维护司法权威的实际需要。逐步放开这种限制、扩大传媒的行为空间应当成为决策者更为有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