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
顾培东
【关键词】司法；传媒监督
【全文】
一、特定的视角与问题提出的背景
司法与传媒作为两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彼此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实践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传媒关注的热点。而传媒的广泛影响以及传媒所体现的公众意识，亦是司法机构所无法漠视的。不仅如此，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体系中，司法与传媒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评价的制度性结构与普遍实践；司法与传媒相互关系的恰当构造是现代国家社会统治内部谐调的重要标志。
然而，时下中国法学界所关注的并不是司法与传媒的一般性、普遍性联系。司法与传媒的关系是在特定的视角中被认识、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讨论。更直接地说，法学界所关注的是传媒对司法的监督这一特定内容，并以此作为研究主题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与传媒之间的其他联系不具有成为法学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也不表明法学界对司法与传媒的其他联系缺少热情和兴趣，只是因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具有更为急迫的需求，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的功利性考虑。
解说前述现象，自然会牵涉到提出传媒监督问题的实践背景。总体上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
虽然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方略尚未形成，在此方面较多的工作仍然局限于民间层面上对各种方案与建议的讨论，处于实施中的一些措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和浅近性，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及改革的基本取向是较为明确、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这就是：加强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民主性，更为广泛、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传媒监督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和取向而提出的。传媒监督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目标及取向的契合点在于：其一，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其二，传媒监督为社会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和司法武断的可能性；其三，社会各方面对司法现状的批评蕴含了对司法体制内部监督不足的抱怨，特别是司法体制内部的监督由于其客观上的内在性和实践上的偏误并未能取得广泛的信任，因而司法体系外部监督便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重要关注点。而传媒监督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部监督的常规的、基本的形式。
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支持，从而使这一要求富有更强的现实性。
首先是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实际距离拉大。较长时期以来，中国社会中传媒与司法保持着高度的统一和一致。传媒所担负的重要使命是直接地传译司法所确定的基调，认同并宣扬司法所作出的一切结论。然而，随着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随着传媒话语空间的拓展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立特征的增加，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距离也在一定限度中扩大。这种距离既体现于传媒与司法之间在个案以及局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也表现为由传媒所反映的公众意识与司法机构自身的职业立场之间的差异。这种距离的存在，不仅使传媒能够以自己特有的视角与方式论说和评价司法权力所属辖的事实与事件，而且还以这种视觉与方式论说和评价司法机构的权力行使过程，表达对这一过程的社会见解。
传媒与司法之间这种距离所派生出来的传媒对司法论说和评价的特性，被法学界及传媒机构技术化、理念化地表述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功能。尽管传媒自身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通常并未真切、自觉地感受这种社会使命，但法学界从传媒论说与评价司法的客观能力出发，为传媒的这种特性赋予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传媒也在“监督”意义上为自己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建立了正当性。
强化传媒监督的要求和主张得到了司法机构内部的积极回应。[1]这首先应当被理解为司法机构(特别是司法机构的最高层)对司法现状中消极现象的正视与反省，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这种回应体现了司法机构的一种政治姿态。以这一姿态为基础，司法机构可以拉近同社会各个层面的距离，有效地缓释以至消弥日益强烈的批评司法现状的社会情绪。对司法机构的这一姿态还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司法机构对司法体制改革也有着强烈的内在要求。但是，如同企业改革并不决定于企业自身一样，司法机构自身对司法体制改革所能够作出的努力也是极为有限的。司法机构改革司法体制的愿望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对媒体监督的认同以至倡导，不仅可以使司法机构的改革愿望得到更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也可以从传媒监督制度中派生和推演出司法机构自身所希求的某些要求；特别是司法机构能够把传媒监督用作抵制行政或其他干预的一种实用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