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儒家否定了社会规范的神圣性，而将一切人为法的正当性自鬼神的意志移置于人的“情”、“性”和人际相对的关系上，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种“絜矩之道”简单地说就是人要将心比心待人，将所有的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这种想法和今人所强调的“人权”之说相似，但是与今人所唱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种种“天赋”之权的口号有异。儒家认为人们所享的权利是他们对社会有所贡献，社会给他们的回报，二者应该是对当的，所以儒家不接受机械性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而允许人们可以因其对社会的贡献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
再次，儒家主张“正名”，使“名”与“实”之间具有合理的关系。从这一主张可以推断他们相信社会可以有一种确切妥当的“正义”。它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也不是法或任何一种规范所制定的具体固定的准则，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案件里，将事实、法律、道理和人情结合起来考虑，所取得的一种平衡。所以在立法、司法时，都应该以这种“正义”为目标，而不可以机械性地定立“是”、“非”，寻求“曲”、“直”。
寻求“情”、“理”、“法”的平衡并非易事，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情”、“理”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们世代共处，会自然地形成若于对人情、事理的共识。所以外人说中国司法杂人情理的考虑，会使结果难以预期，有害于同类事件之判决的稳定性，乃是一个肤浅的看法。
如果情与法冲突，儒家说司法者应该诉诸于“理”。“理”是人们可以凭其良知而共同认识的，所以被称为“常理”。它应该是最高的准则，所以又被称为“天理”。因为“理”有此两个特性，所以人们对于不合理之事常说“岂有此理”表示极度的否定。依据这个“理”，司法者可以“曲法以伸情”，也可以“依法而屈情”。总之，中国人寻求的“正义”的确与西方人说的正义有些不同，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广阔、深远，所以在决定一事是否合乎“正义”之时，要考虑此事件的久远）广大的背景、当事人和相关之人的情感和心意、法律的规定以及常识、常理。
除了“正义”之外，中国人还重视社会的和谐，使各分子之间融洽相处，并目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努力。当然，人际难免有摩擦、争议。在个别的这类事件里，“和谐”并不是要求当事人各自忍气吞声，将纠纷掩盖过去，而是要他们经由一套程序，从自我检讨起，再经由他们都信赖之人的介入，一起来探求事实的真相，然后将此事实、人情、法律和常理综合起来考虑，以求得一个平衡。所以“和谐”与“正义”并不是互斥的观念，“正义”是“和谐”的一部分。在某些个案里，由这样的程序作成的判决似乎有为了“和谐”而牺牲了“正义”之嫌，但是如果当事人接受这种裁决，必定因为他们认识到，某种程度的让步不仅可以使他们避免继续的纠纷和冲突，并且可以保障与他们相关之人、甚至他们的子孙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其实更合乎正义。此一想法不仅为儒家所乐道，也受到了道家思想（尤其是其价值相对观）的支持。
道家思想对中国法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其“无为”之说。此说强调人们的社会问题大多出于政府的“多为”。他们说“大道废有仁义”，“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所以主张废除这些人为的准则，至少要限制政府的功能。这种想法加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贫乏，使中国传统的政府规模和功能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在立法上，主要的只制定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的刑法和行政法，而将民法有关的规定大多留给社会团体去拟订。
其次，道家（特别是庄子）强调一切事物和价值的相对性。从这一点可以引申出人人平等的观念，但因与儒家之说迥异，而未为中国人所采。另一个由此相对之说所生的观念是凡事没有绝对的黑白是非。中国人对此很有同感，因为在他们世代共处的小地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恩恩怨怨纠缠不清，要在一个争议事件里查出最直接的一些表面曲直也许尚有可能，但是在理清此事的根源之后，判定双方绝对的是非，就极为困难。所以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汪辉祖叹道官员看案如“隔墙看影子戏”，终难真切。由于这种看法，传统的司法者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常令当事人去请“公亲”调停。亲友遇到这种情形，大多劝双方互相体谅、容忍、退让，以达成和解，都是因为无法厘清绝对的黑白是非之故。
此外，庄子教人不要受政府的威胁利诱而遨游于天地之间，与西人高唱个人自由相似。如果中国人接纳了他的教诲，中国的法文化便走上了另一条路，但是因为中国人受了儒家的影响，重视伦常关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所以个人自由便被忽视了。
最后要说一些法家和墨家的学说对中国法理思想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们造成了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时人常说这是儒家思想的遗患，此前已经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孔孟皆强调人际关系的对当性，荀子更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之说。而韩非子的“三纲”和君臣“冠”、“履”之说，墨子的“上同”之说，却为权威崇拜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协助了中国专制极权的建立。
法家的许多想法和做法都趋于极端，例如他们强调法应为唯一的社会规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刑以去刑，人人应告发罪行。但是人们都清楚法有许多缺点，要靠其他规范加以补正；统治者皆处于法律之上，与臣民并不平等；法律可以由统治者随时更改；官吏办事多以统治者的意向为依归，并不遵守法律；亲属告许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法家这些主张皆与常识、常理不符，更与人情相悖，以致人们对“法治”，无论是“依法而治”或“以法而治”，都有反感。更基本的是人们同意荀子的看法，认为法只是工具，无论如何巧妙，都要靠人来运用，没有适当的人，虽有良法也会被滥用；反之，如果有聪明正直之人在位，即使没有详密的法律，也可以治国安民。纵观中国历史，确实如此，所以许多人都倾向于人治。但是荀子自己承认聪明正直之人不常见，更未必能处于治国安民之位，所以希望由这样的人来致治，不免流于空想。在这一点上，孟子比荀子着实。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人、良法缺一不可。但是此说比荀子之说又增加了一层困难，因为善人固然难得，良法也不易立。韩非子对此问题提出了由中等才智的君主（“中主”）“抱法处势”而治的说法。但是细读其书可以发现，他所说的能够在“上下一日百战”的情势中致治的，必须是具有极高智慧、极狠手段的人，绝非“中主”而已，所以其说也不健全，但是与孟荀相较，却是略胜一筹。后世许多朝代在“英主”开国之后，能够有一段平稳的时期，其原因之一便是由“中主”“抱法处势”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