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看滥用司法程序的问题。此前已经提到衙役和书吏滥用收呈、传拘等程序勒索涉案人，但是更严重的是他们滥行拘传不应拘传之人，及拘传到案之后滥行监禁，横加凌虐。唐律内已有许多条文禁止这种行为，清律里更多，如“故禁故勘平人”、“淹禁”、“凌虐罪囚”、“原告事毕不放回”等等。可见与案无干之人（“平人”）也可能被拘传。刑案原告到案常被收禁，因为防其诬告，但是事毕仍不放回，无非是为了便于勒索。“淹禁”指拘拿当事人后，长期收禁不加审结。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案情较繁，承审官故意拖延，希望因调职而免责，所以常有犯嫌被羁禁多年而瘐毙狱中之事。

　　关于牢狱，法律也有许多条文，规定其建筑、设备、监犯的衣食、医疗及亲人探视等事，但是大多皆属虚文。狱卒、牢头无不剥削并虐待监犯，有的甚至受了监犯仇家的贿赂而将监犯虐杀。他们敢这么做，是因为监犯死于狱中，很难审实是虐待致死，所以狱卒及狱官绝少因而受罚，而使他们变成了一群残忍、暴虐，无恶不作的凶徒。然而他们并不都是由于性恶而为恶，主要的只是要藉此敛财，因为他们和其他衙役一样，都是“在官入役”，所得工食极微，不足自身温饱，更谈不上仰事俯畜，所以不得不敲骨吸髓剥削监犯。监犯如能给以多金，便可得到优遇，甚至脱狱而去，或在解审途中轻易逃逸。

　　除了衙役狱卒之外，官吏也往往违背程序法令虐待涉案之人，不仅动辄下令刑讯，而且‘常有迫令犯嫌认罪或牵连他人之事。有些奸佞之员遇到了难结之案，甚至会暗中指使狱卒将犯嫌害死；有些特别残暴之员会不依法律定罪而将犯嫌径行鞭朴，重枷示众或锁礅、立笼，结果也往往致死。到了清季，因洪杨乱起，朝廷将原来限于督抚的特权“恭请王命就地正法”，给予了下级官员，以致州县官也动辄不待报请复核而自行杀人，违背司法程序莫此为甚。这些滥权之事，虽然皆有法令禁止，并有无数上谕和各级官司的警戒，但是犯者皆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而一意孤行，直到清末受到外人指责，朝廷才有改革之议。为什么中国传统法制一直忽视这些问题？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法家的观点—良民循礼守教，不起纷争，不违禁令；兴讼犯法者多属奸宄之徒，应加严惩。统治者采取了这种观点，对于涉及民刑事案件之人一概视为莠民、刁民、奸民、暴民，除非能自证其有理、无辜，皆须先加禁管，继之以刑罚，使他们吐实服辩，认罪J悔过。儒家虽然反对这种观点，但是他们厌恶善辩好讼之人，对于兴讼犯法之人十分不耐，因而容忍了刑讯。至于顽冥强项的“元恶大憝”，依照荀子的看法是可以“不待教而诛”的。由于这些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给予法制机关充分的资源（人力和财力）使它能够谨慎、仔细地设计并遵守一套精密妥当的程序法，而无奈地看着程序的正义受到忽视和践踏，对于那些为恶的官员、衙役、狱吏、牢头不加管束。这是中国法文化里的一个重大缺点。

　　司法人员可以如此滥权，其他官吏滥权该怎么办？在实体法上唐律将官吏滥权之案依有无“私曲”而分“公坐”与否。明清律则有“文武官犯公罪”及“文武官犯私罪”条，“公罪”指“一应不系私己而因公事得罪者。”清律“总注”更为释明说这类是“得罪由于公错，在事有罪，于己无私，无心过误，失于觉察者”。“私罪”指“不因公事己所自为者”，清律“总注”说此事是“得罪出于私意，有心故犯，非因公错事，（或）即因公，已实有私者”。在程序法上唐律规定五品以上官犯死罪者上请，明清律规定“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开具事由，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如奉旨推问，判决有罪，唐律大致允许流罪以下之犯官“除名”、“免官”、“官当”、“减赎”；明清律规定答杖之罪改为“罚俸”、“降级”、“调用”、“革职离任”。经过这样的转折，犯官所受的已经不是刑罚而是行政处分。

　　中国政治权威逐步集中之际，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其官僚体系，制订了大量的行政法规，特别是行政处分法。在明清时期这种法律集成了“六部处分则例”，条文繁多，对于文武官员违反行政法令的行为加以惩罚，但是各种处分实属轻微—“罚俸”几乎没有意义，因为清代官俸极薄，全赖养廉加给；“降”、“调”均可因功“折抵”或“捐复”，甚至“革职”亦可“起复”，均无儆惕之效，而且其执行不由刑司而在吏、兵二部，往往有官官相护之事，何况如何判决出诸宸衷，而皇帝喜怒难料。所以大致而言，刑法所定的公私罪名和行政法所定的种种处分对官吏滥权并无客观、妥当、有效的防止作用，也是中国法文化的一大缺点。

　　最后来回答一些“一般性”的，比较“纯粹”的法理上的问题。因为它们对法律、制度和实践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也要再一次对这些影响略加说明。

　　中国古代法家虽曾显赫一时，但因秦代败亡而被鄙弃，中国法理思想改由儒家主导，道家次之。此前已经说过，儒家认为社会需要许多不同类别的规范。各类规范与“理”和“情”的距离远近不等，因而有高下不同的地位。其中以德最高，礼次之，法又次之。这种观念使人们对“法治”产生了抗拒，他们问为什么要以法或依法而治？为什么不以或依德和礼而治？其次，儒家认为“法”基本上只是刑法，目的只在维持社会治安，因此由他们参与订立的传统“法”里，很少管理民事的条文。他们又认为法的管辖范围既然很小，法不足时可以依德、礼等高阶规范给以补充，因此他们容忍了刑法里的补遗条款，在司法时允许了经义决狱。因为刑罚剥夺了人的生命，伤害了人的身体，或限制了人的自由（如枷号、锁礅），他们认为应该于不得已的情形下才适用，适用之时应尽量使刑与罪相当，因此他们在立法时对同类罪行列出了许多细节加以区分，各别处以不同的刑罚。为了同一目的他们又设立了许多等级的刑罚，如答、杖、徒刑各分五等，流刑分为三等，死刑分为斩、绞，更重的罪还可以处以枭首、凌迟。（这四种刑罚结果都是一死，外人只见其凶残，无法了解其级别的意义，但是在中国人观念里，是否能保存全尸是很重要的。）这些对于法的看法，使司法者养成了一种态度，在司法时不仅应该全盘考虑法及其他各种规范，并且要在此外考虑个案所涉的“情”、“理”，以作成完美的、刑罪相当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