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我们怎样来研究社会事实呢？社会学方法论最基本的准则是，社会事实必须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以自杀的研究为例，过去人们研究自杀时，往往把自杀的原因归咎为生物学的原因、气候的原因或心理的原因，但迪尔凯姆对这类解释提出了挑战。他认为首先如果你承认自杀是一个社会事实，那么你就只能通过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自杀。迪尔凯姆的解释就是探求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的高低对该社会的自杀率的影响。迪尔凯姆利用了大量的经验资料（包括档案和数据）证实，当一个社会的整合度低的时候，利己主义自杀就上升；而当一个社会的整合度高的时候，利他主义自杀就上升。在迪尔凯姆看来，如果我们根据个人的动机，或是根据个人的意愿和模仿行为来解释自杀这类社会事实，都会将社会学还原到生物学或心理学，忽视社会本身的突生性质；而如果我们用社会整合这样的社会事实来解释自杀，就能够证实，无论何种社会事实“其基本的决定因素是个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不是个体本身”。[12]

　　迪尔凯姆方法论的第二个准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起源和它的功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13]在迪尔凯姆看来，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历史分析（即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缺一不可。历史分析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是这个特定事项而不是其他事项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挥特定的作用；而功能分析则将揭示我们思考的这个特定事项会给整个社会或其组成部分的运作带来什么结果。显然，迪尔凯姆不仅最先阐明了功能分析的意义，而且他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功能分析的范例：无论是对分工还是宗教的分析，他都强调了这些社会事实对社会团结和整合的功能。

　　与迪尔凯姆相对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在德国有其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背景，它拒绝将世界秩序化的实证主义观点，非常强调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它反对实证主义力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作法，强调对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个别人物和个别时期的认识；反对实证主义将本质上形形色色的现象归结为简单的要素和规律的倾向，而着眼于对综合的概括作要素的分析。

　　作为反实证主义的巨擘，马克斯·韦伯一生写了很多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或者称之为人文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构成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基础。韦伯的基本主张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1）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人的行为而不是对该行为作价值判断；（2）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行为者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观密切相关；（3）“理想类型”是社会学分析的最佳手段，通过建立理想类型我们就能够实现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统一。在这里，我们先论述第一和第三个方面，第二各方面涉及到另一个主题即价值中立的问题，可以放到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