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范式流行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第一个案例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在1915年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将10年前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理性资本主义的思考推演到中国，他想讨论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物质-制度层面的考察，韦伯证实在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封建俸禄国家、宗族组织、乡村自治和法律等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因素进一步在精神层面——主要是对宗教（也就是儒教和道教）的考察，他也发现中国产生不了以理性的资本核算为集中体现的资本主义形态。

　　韦伯的观点里包含了这样两个结论：其一，像后来的帕森斯所认同的那样，“只有理性资本主义才是现代化之路”，如此，所谓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就是理性化增长的过程；其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它本身是不能孕育出所谓理性资本主义的。韦伯的观点通过帕森斯影响了美国战后整整一代学者，比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领军人物——费正清，以及历史学家列维、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等等。帕森斯的影响，加上1950年代前后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形成了后来左右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试图以美国为例，向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树立一种实现现代化的通行的发展道路。鉴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如火如荼，现代化理论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后者希望这一理论能够阻止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由此，现代化理论就从一个原先信奉价值中立的理论最终演变成一种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5]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影响到战后社会科学的走向。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例，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费正清提出了“冲击与回应”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变迁。换言之，在费正清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轴就是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中国虽然对这种冲击做出了回应，但是由于这个老迈帝国行动迟缓，所以它的回应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尽管费正清意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现代化不会不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不能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但是他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工业化、经济福利、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与当时正在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却几乎完全一致。其实不仅是一个费正清，在费正清之后，无论是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还是佩克的帝国主义模式，尽管他们对西方的冲击性质评价不同（列文森认为这种冲击是积极的，而佩克则认为这种冲击是是造成中国近代灾难的原因），但都一致认为中国的近代变化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

　　第二个案例还是与帕森斯有关。众所周知，战后美国社会学处在帕森斯一统天下的局面当中。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美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均衡社会，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国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听到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声音，即使有批评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英年早逝的左翼社会学家米尔斯为例，尽管他在诸如《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权力精英》（1956）、《社会学想象力》（1959）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美国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但在帕森斯的理论“阴影”之下，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看到“只有米尔斯才能够看到别人所无法了解的真相”。[6]一直到米尔斯死后多年，特别是帕森斯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美国社会的真实本质与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揭示的一模一样。直到此时普通人才看到，原先他们一直以为自己生活的自由平等的美国，究其根本也不过是一个或受制于企业大亨、或受制于军方大佬、再或受制于政界要人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