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两极社会的迹象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异常突出，以下几个方面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国际上最为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它表示一定比例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基尼系数越大，反映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3}第二，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差悬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经对隐形收入的分析研究后发现，城镇最高收入10％的居民和最低收入10％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31倍左右，而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4}第三，财富过分集中。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加之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问题等社会问题，导致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农民与工人）的地位有相对弱化的趋势，而精英群体之间有结盟的倾向，呈现出以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的弱势群体为主的两极社会的迹象。
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危害不仅在于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引发严重的社会风险，因为收入差距不合理地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底层人群的心理失衡，出现“仇富”现象，进而演变为对社会强烈不满。以群体性事件为例，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众、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近几年，群体性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2009年湖北的“石首事件”都是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专家进而预言，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6}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深层根源应该说与贫富分化、社会分层有直接关联。
（三）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有所下降
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理应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有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恪尽职守，无私心地积极履行职责。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说：“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换句话说，能力和表现都是必要的。”{7}然而近年来，由于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官僚主义、徇私枉法、贪污腐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恶劣影响，导致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有所下降。具体而言，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少数地方政府搞形式主义。尽管建极度奢华的政府大楼、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民怨沸腾的强制拆迁等不是普遍现象，却屡屡触动着国民朴素的神经，以致国家机关在人民心目中形象有了污点。二是在改善民生福社、关心民众疾苦方面作为不够，欠帐较多。让普通人不敢问津的高房价、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等，使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大大降低，也使他们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度明显下降；再如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仅享有20％的卫生资源，87％的农民完全靠自费医疗；1995年至2005年，我国民政事业经费年平均支出仅占国家年平均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的0.17％，由此导致福利院、养老院等民政基础设施数量不足、条件简陋，救灾救济标准与救助需求差距增大。{8}三是司法不公的丑闻时有发生。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重大鲜活的错案；文强等司法腐败、警黑勾结的反面典型，尽管都是个别现象，但却一次次强烈地刺激着国民纯朴的思想，从而使民众对依法治国向往的信心有所动摇。“如果执法者没有积极遵守法律，如果执法者贪赃枉法，遵守法律就不能成为每个人的最优选择。”{9}正因为司法活动的公信力在民众心中日渐下降，所以当出现纠纷时，当事人就不愿将自己的问题诉诸司法程序，而是选择上访。于是，上访的群众越来越多，以致信访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四是个别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可信度不高。[1]政府公信力下降至少潜在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即使政府说的是真话，老百姓有时也不敢相信；另一方面，增加民众的无助感，从而导致一些人小题大作发动群体事件，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存在众多风险源（产生风险的因素），使得风险大量涌现，而且存在多种使风险放大的因素，这些因素增加风险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并产生连锁反应生成新的风险。具体而言，这些因素包括：(1)人口规模大、密度高，一旦风险发生会威胁到更多生命；(2)国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科学素质不强，面对风险更容易被误导并做出非理性行为；(3)包括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在内的社会要素的流动急剧增加，推动了风险的传播；(4)社会信任危机，不利于共同体感的建构；(5)市场、公民社会等现代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之中，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容易直接产生或诱发新的风险；(6)虽然国家在动员资源、整合社会、规范市场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治理结构不合理，管理模式落后，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以及责任的分担；(7)快速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自然的“人化”程度，使本来就因为人口过多而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容易被破坏。{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