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选择
齐文远
【摘要】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不仅具有风险社会所具有的一般风险，而且还有贫富悬殊、社会分化严重、国家机关信用下降等独特的重大风险。就如何应对风险，理论上不仅存在全面冒进、固步自封、折衷模糊等几种错误倾向，而且还有强调一般风险，忽视中国特有风险；突出科技发展导致的风险，漠视制度缺陷或真空引发的风险的倾向。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法权总量最大化的目标、世界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表明，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才是应对中国社会风险的恰当选择。
【关键词】社会风险；认识误区；宽严相济；理论创新
【全文】
自风险刑法、安全刑法概念引入我国后，一时间刑法如何应对风险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有人积极倡导，认为刑法当走出传统罪责刑法的窠臼，采用犯罪前置化、法益抽象化、客观归责论等措施积极出击。有人却认为，在刑法中贸然用风险、危险替代危害性原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国家借口风险控制这一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那么对自由的过分剥夺会导致整个刑法被毁弃，因而必须坚持传统罪责刑法。还有人主张，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是正与正的较量，应将二者并合。每当面对新事物时，通常会出现“保守”、“冒进”、“折衷”三种主张。在笔者看来，就刑法如何应对中国社会的风险而言，无论保守主义倾向还是冒进主义倾向，甚至目前存在的折衷主义倾向都是走进了误区，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才是应对风险的恰当选择。
一、程度特征：中国社会风险的面相
要应对风险，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当前有哪些风险，风险的程度和特征如何。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在笔者看来，除由于科技进步直接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核泄漏等世界普遍面临的风险外，中国社会的风险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上风险较大，且比较集中
应该承认，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当今社会风险的规模、性质和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各国多为如何应对风险所困，整个世界都进人了“风险社会”。但是，较之其他工业国家，中国的社会风险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当短。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不到1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200-3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各种社会问题难免会集中爆发出来。第二，多种类型的风险并存。与西方成熟的工业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经历或者解决了的老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或者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时代又为我们提出了新问题。”{1}因而在中国既存在传统风险，又存在转型风险，还存在现代风险，或者说现代风险、后现代风险同时并存。第三，中国特有的风险较多。由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都集中地表现出来。可以说，与西方工业国家面临的风险相比，不仅中国存在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普通风险，而且还具有中国自身独特的重大风险，以至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前对安全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秩序的认识与理解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所以，邓小平才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