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需要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贝卡里亚指出：“刑罚的规模应该同本国的状况相适应。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予那些僵硬心灵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地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22}贝氏这段话导出了刑事政策的一个基本观念：刑法介入社会的深浅应与社会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尤其应考虑民众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刑法的结构，即各种刑法规范的配置及刑罚的强弱应根据社会环境和现实需要进行调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快速变革，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现在出现了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药品与食品安全事故大量出现等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料的可怕性风险，以致防范风险成为当今社会的首要问题。面对民众对安全的渴望，刑法作为强制力最强的工具，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可避免要发挥积极作用，以防范风险。于是，雅科布斯教授所倡导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成为畅销产品，各国纷纷对刑法进行调整，犯罪前置化、法益抽象化、客观归责论等各种积极措施粉墨登场。我国也不例外，近几次的刑法修正案充分表明，中国刑法在风险防范上正有发挥积极作用的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入，刑法的人道化、刑罚的轻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宽松的刑事政策”影响下，各国刑法对初犯、偶犯采用了更为轻缓的刑罚，大量适用缓刑，甚至采用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出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23}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刑事立法的人道主义倾向和非刑罚化倾向的影响下，各国在反对重刑、废除残酷刑罚方面，无论在刑法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中都占主流地位。在刑罚轻缓化的大趋势的影响下，我国刑法对老年犯罪、少年犯罪有从轻发落的要求，以体现人文关怀；对轻微犯罪、无被害人犯罪、偶发犯罪、过失犯罪有宽大处理的需要，以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可见，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二）实现法权最大化要求宽严相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
法权具有二元性，既包括权利，又包括权力。在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要没有边界的权利本位，任意挤占权力应掌控的空间，牺牲正当权力片面追求权利最大化的倾向，又要反对权力没有边界的权力本位，社会生活中不论出现什么问题，扩张权力和强化权力的运用成为社会最常见和最普遍的应对方式，而要以法权为本位，即权力权利的统一体为中心。法权体位要求，一定国家或社会以谋求法权总量最大化为根本原则来形成法律体系，以是否有利于法权总量最大化为基本衡量准则来具体适用法律。按这一原则或准则，不论创制法律还是实施法律，都要以法权为中心的。一般来说，适应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的最优法权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各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法权结构。{24}以权力为本位意味着国家主义的极端，以权利为本位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极端，只有以法权即权力权利的统一体为本位，才能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具体到刑法领域，就是自由保障与秩序维护（防范风险）之间，既不能以风险防范为中心，采取社会本位而进行全面冒进，又不能以自由保障为中心，采取个人本位而保守传统，而应该以自由保障与秩序维持的统一体为本位，以是否有利于法权总量最大化为基本衡量标准，确定在哪些领域、哪一时期突出秩序维持，在哪些地方、哪些时段强调自由保障。在风险社会语境下，风险防范问题日益突出，刑法机能应当从倚重于自由保障向防范风险做一定的倾斜，加重刑法在防卫社会中的筹码，才能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更言之，应根据风险社会风险防范的需要，及民主社会公民权利保障问题不再那么突出的实际，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调整刑法的社会防卫机能与权利保障机能的比重，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例如，“9·11”事件发生以后的初期，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在反恐怖问题上，美国即时颁布了《爱国者法》，调整了秩序维持在法权结构中的比重，《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愿意放弃自由权利来中止恐怖主义。{25}说明大多数美国民众愿意以自由来换取安宁，这样调整适应了预防恐怖主义威胁的需要，实现了法权总量最大化。因此，面对风险社会，我们应该跳出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纷争，一切以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因时、因势、因域对严重制造风险的行为从严，尽可能地维护社会秩序；因罪、因人、因情对轻微犯罪或特定种类的犯罪人从宽，充分扩大自由，只有这样的法权结构，才能实现法权总量最大化，达到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最优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