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典万能的片面性
法典化倾向是我国刑法立法的另一重要特点。这一特点突出表现为：一是1997修订刑法时着力追求“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1]二是1999年后放弃了单行刑法的立法模式；[2]三是2009年将附属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统一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3]采取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固然可以克服刑法规范分散、不统一等缺陷，丰富刑法典的内容，但过度追求法典化则不无偏颇。首先，放弃单行刑法立法，必然使得单行刑法的优势无从发挥。事实上，单行刑法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单行刑法作为特别法，可以不像刑法典那样受系统完整性的约束，在立法时，可以针对某一时期、某一类犯罪或者某一类人的犯罪作出特别规定，进行刑法典之外的例外调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18}面对风险社会中特别危险领域的犯罪逐渐增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日益紧迫的严峻现实，单行刑法正可充分发挥其及时、灵活、针对性强的优势，适时地予以规制。而放弃单行刑法立法，仅仅依靠刑法典对此进行调整，则必然会显得处处被动、滞后。其次，将附属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统一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无异于彻底否定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并且可能加剧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不协调。诚然，我国现行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是一种散在型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但与国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附属刑法既不规定犯罪成立条件，也不设置法定刑，只是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形式的附属刑法使得附属刑法规范成为一种宣言式的规定，如果刑法典对此种行为没有规定，那么这种宣言式的规定就会成为一纸空文。”{19}不仅如此，这种形式的附属刑法还将导致刑法典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要保持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就必须对刑法进行修改。“任何行政法、经济法的修改都会导致刑法典的修改；反之，在修改刑法典时，也必须修改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这便导致立法负担过重，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20}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轻易地否定附属刑法这种立法模式。其一，附属刑法具有严密刑事法网的功能。相对于刑法典而言，附属刑法可以适时、灵活地针对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作出较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其二，附属刑法具有调节的功能。刑法典中的罪刑规范（特别是经济刑法规范）相对于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言，总是具有滞后性。而出于稳定刑法典的考虑，刑法典本身不能频繁地修改。因此，刑法典必须处理好“应变”（出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与“不变”（出于权威性的维护）之间的关系。{21}由于附属刑法的立法程序较为简便，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在不违背刑法总则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从而为刑法注入新的内容。这样，不仅可以保持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而且可以避免刑法的滞后性，有效协调刑法典“应变”与“不变”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