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裁判所昭和50年〔1975年]9月10日判决（刑集29卷8号489页）是本原则的范例。该判例认为，明确性的标准在于，“按照具有通常判断能力的一般人的理解，在具体情形下，对于某行为是否适用该规定，能否从中找到标准以对此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判例判定，对于《德岛市公安条例》中的“维持交通秩序”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是命令应该避免造成，超出一般情况下，有秩序地、平稳地在道路上进行集团游行时，会随之产生的对交通秩序的妨害程度的，对交通秩序更严重的妨害”，因此，作为构成要件并不缺少明确性。最近，最高裁判所平成20年（2008年）11月10日决定（刑集62卷10号2853页）认为，北海道烦扰防止条例（《北海道有关防止显著烦扰公众的暴力的不良行为等的条例》[1960年]）第2条之2第1款第4号中的“卑猥的言行”，“可理解为在社会一般观念上，有违性道德观念的下流、淫乱的言语或者动作，结合该条第1款正文‘（任何人不得）对处于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没有正当理由，却实施（下述）明显让其感觉羞耻或者不安的（行为）’，要将其作为日常用语，对其做出合理解释，这是有可能的”，因此不能谓之不明确，进而判定下述行为属于“卑猥的言行”：在女性背后，用带有数码相机功能的手机，在长达5分钟的时间内11次拍摄了该身材苗条的女性的臀部。对此，判决书中也附有主张本案行为不属于“卑猥的言行”的反对意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疑问：仅拍摄一次或者仅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卑猥的言行”？若认为此类行为不属于“卑猥的言行”，这些行为与本案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差别？因此，对于诸如本案行为的行为类型，“卑猥的言行”这一用语是否能实现“事前告知”，对此仍有提出异议的余地[29]。
2．体感治安的降低与不明确的刑罚法规。
近期，在以体感治安的降低为背景的刑事立法中，随着保护法益概念的稀薄化与处罚的早期化，新创设了一些在明确性上尚存疑义的处罚规定。例如，以杀害女童事件为契机而制定的奈良县《保护儿童免受犯罪被害的条例》(2006年）第12条、第15条规定，对儿童实施“找茬恐吓”、“阻挡去路，或者纠缠”行为的，构成犯罪。尤其是其中的“找茬”、“挡路”的范围并不明确，而且，一方面鼓励邻居规诫儿童，可不认识的人斥责规诫儿童，却难免不被作为“找茬”而受到处罚。
而且，根据《大阪府建立安全城区条例》(2002年）第19条第1款、第24条第1款的规定，除在社会一般观念上具有正当理由的场合之外，在道路、公园等场所，携带棒球棒、高尔夫球杆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但是，携带棒球棒、高尔夫球杆，这属于日常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完全取决于在社会一般观念上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其界限极不明确。为此，该条例第19条第2款又规定：“对于携带棒球棒、高尔夫球杆者，警察在判断是否存在违反前款规定的事实时，必须特别慎重。”第19条第2款的规定是一方面自己承认，第19条第1款的构成要件不明确或者过度宽泛，但同时又并非根据法律，而是根据警察的判断来划定处罚界限，应该说，这与“由人的支配走向法的支配”这一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在处罚范围的明确性与体感治安的关系问题上，前不久的最高裁判所平成21年[2009年〕3月26日判决（判决书未刊登在公开的判例集上）就是一个饶有兴致的判例。被告人在夜间骑车健身时，将防身用的喷雾器放在胸前口袋里，对此，被起诉违反《轻犯罪法》第1条第2号[30]，即“偷偷携带会被用于严重加害他人身体的器具”，一审、二审均判定有罪。相反，最高裁判所认为，“综合考量该器具的用途·形状·性能、与隐匿携带者的职业·日常生活的关系、隐匿携带的时间·地点·样态以及周边状况等客观要素，以及隐匿携带的动机、目的、认识等主观要素”，携带该器具在社会一般观念上具有相当性的场合，就属于该号的“正当理由”，进而认定被告人具有“正当理由”，宣判无罪。所谓社会一般观念上的相当性，是对包括主观因素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要素进行综合性判断，这里就正是以此来划定处罚界限，然而，正如一审、二审与最高裁判所的结论并不相同这一点所反映的那样，其界限极具流动性。为此，甲斐中裁判官在对该最高裁判所判决所作的补充意见中，一边确认被告人并无前科、前历，迄今为止的生活均与犯罪无缘，同时又指出，“也鉴于被认为体感治安恶化的社会状况”，可认定被告人具有“正当理由”。那么，从其文脉来看，对于有前科、前历等的可疑人物，“体感治安的恶化”是否又会反向作用，肯定隐匿携带喷雾器的行为的犯罪性？由此可以看到，体感治安的恶化与“敌我刑法观”之间的密切联系。
3．刑罚法规内容的适正。
基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求，规定处罚罚则的“法律”，必须是满足宪法要求的适正的“法律”。主张只要是国民代表制定的“法律”，就可不问其内容，这依然是一种缘自“人的支配”的构想，而不能称之为“法的支配”。首先，根据有违保障表现自由的宪法第21条等个别人权条款的刑罚法规来处罚，这不能被认可。而且，可以认为，法益保护主义、责任主义等这些刑法基本原则，其核心部分也融入了宪法第31条，因此，处罚完全无害的行为的法律、处罚无故意无过失的行为的法律就有可能违宪。最高裁判所昭和35年【1960年】1月27日大法庭判决（刑集14卷1号33页）认为，《按摩师、针灸师以及柔道康复师法》第12条、第14条所禁止、处罚的医疗类似行为，必须是“有危害他人健康之虞的业务行为”，也就是，若某行为从法益保护主义的视点来看属于无害的行为，就不能把该行为作为处罚对象。而且，比例原则以对法益保护的适合性、必要性、相当性（狭义的比例性）为其内容，这也是来自宪法的要求，因此，规定了与犯罪的轻重完全有失均衡的刑罚的、违反了比例原则的处罚规定，也有违刑罚法规的适正原则。
4．合宪限定解释。
正如上述有关医疗类似行为的判例、有关《德岛市公安条例》的判例那样，对于那些不明确的刑罚法规或者内容不适正的刑罚法规，会常常进行合宪限定解释。但是，尤其是通过合宪限定解释，以维持不明确或者过度宽泛的刑罚法规的效力，进而判定被告人有罪的，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来看，这种情况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不明确或者过度宽泛的法律未能实现适当的“事先告知”，反而是只有通过针对该被告人的裁判结果，其处罚范围才能被确定，因此，对该被告人而言，这无疑属于“突然袭击”，有违禁止事后法原则。而且，不明确或者过度宽泛的刑罚法规，这之后还要继续存续下去，因而其针对一般国民的行为萎缩效果也令人担忧。尤其是，从认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不及于判例变更的通说观点来看，“法律”才是国民的行动指南发挥作用的基石，不仅如此，在对判决作出合宪限定解释之后，实际上仍存在因判例变更而推翻此限定限制的危险，因此，凡是有可能被包括在不明确的法律之中的行为，国民都不得不控制实行避而远之。相反，在认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及于判例的少数说看来，由合宪限定解释所表示的法命题正是国民的行动指针，因此，对保障国民自由而言，这种合宪限定解释的结果的明确性尤为重要。然而，在通说观点看来，这种作为解释结果的法命题，是因为解释之前的刑罚法规不足以作为行为指南，而加以补充，在能期待其作为事实上的行动指南发挥作用的限度之内，也要求其具有明确性。
另一方面，裁判所以合宪限定解释这一形式，确立了超出个别具体案件的一般性、抽象性规范，这属于裁判所在“改写法律”，因而存在疑问：这种做法难道没有侵害立法权吗？尤其是，在认为禁止事后法的效力及于判例的少数说看来，—尽管是该说所事先预定的—，在作为合宪限定解释之结论的一般性、抽象性命题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点上，更大程度上触犯了三权分立原则。
因此，合宪限定解释，一方面，应限于立足于防止对被告人进行“突然袭击”、法律的告知机能、三权分立等视点，可毫无障碍地从该法律的用语及其旨趣中推导出来的场合；另一方面，立足于合宪限定解释本身也具有告知机能这一视点，还要求作为该解释之结果的法命题，其范围止于能够进行合宪规制的限度，而且必须明确。在无法满足此要求的场合，法令本身就应视为违宪、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