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申请获准“审判被害人地位”问题之争也同步进行、同样激烈，此处不赘。
五、 若干结论
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的地位、权利与趋势问题，线索犹如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我力争简约，尽管十分不易。
（一）规范考察结论
1、“两造公平对抗”是引进和发展“三造对抗”的合理性基础。这是最重要的结论。什么是“合理性基础”？就是“平等武装”、“公平游戏”。如果“两造”尚不能形成“对抗”，注入“第三造”的目的最好是有助于“对抗”；如果“两造”尚不能形成“平等”对抗，注入“第三造”的目的最好是有助于“平等”对抗。西方“被害人运动”之所以会取得巨大的诉讼改革成就，主要原理之一应当是“两造平等对抗”的基础已经相对完善，在普通法系及其少数国家（例如美国等），这种“对抗”还出现了“新的失衡”——倾向或有利于辨方，刑事诉讼成了“被告的天堂”或“辩护律师的乐园”。在这种基础上，提升被害人地位、拓展被害人权利，是为了维系传统的“平衡”或者是为了校正“失衡”。与此同时，又解决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 问题和“恢复性司法”的政治愿望，何乐而不为呢？就国际诉讼发展而论，国际刑法诉讼程序为了恪守“最高的人权标准”，都是“以对抗为基础、以纠问求适应”，目标也主要是进一步保障被告人权。尤其是国际特设刑事法庭（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程序与证据规则》发展，已经使“两造平等对抗”模式在国际舞台兑现且牢不可破，而《罗马规约》又进一步借鉴并发展了前者的人权规范，“两造平等对抗”模式坚如磐石。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升被害人地位、拓展被害人权利，是为了维系传统的“平衡”或者是为了预防“失衡”。与此同时，又解决了国际被害人的“基本人权” 问题和“恢复性司法”的世界性冲击，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还可以想象：在国际特设军事法庭的审判中，“被告人基本没有人权可言”，在这种基础之上，如果再引入被害人及或其法律代理人参加诉讼、纠缠被告、声色俱下，对被告人意味着什么，其诉讼局面不堪设想。学界常说：在刑事法律中，所谓“保障人权”，主要是指保障疑犯、被告人或罪犯的人权。此说看似偏颇，其实不然。此说针对特定历史语境，而且，对于特定国家而言，这种“特定历史语境”一般还相当漫长；对于国际历史语境而言，也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从纽伦堡到海牙”）。如果说，“司法机构不负责保障被害人的人权、被害人的人权由政府保障”这种说法过于极端的话，那么，在两造严重失衡、被告地位不良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下，上述说法却大体无误。就我国目前的诉讼结构和游戏秩序而言，不但很难形成“对抗”，更不存在“平等”对抗问题，原因十分简单：控辩双方没有被“平等武装”，控方特权多多，辩方弱势明显。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被害方”（“第二控诉人”）的诉讼围剿，辩方无疑将成为诉讼大街上的“过街老鼠”，不仅要继续遭受控、审两方的“讯问”（ 压制、训斥、威逼等），还要始终遭受被害人的“发问”（要挟、责骂、侮辱等）。如此，诉讼结构不但不会恢复“平衡”，相反会变得更加“失衡”。就此而论，龙宗智教授等学者的早期质疑不无道理。
2、“第三造”地位与权利的膨胀程度与诉讼模式纠问程度关系密切。尽管如扎帕拉博士所言，人权规范是国际刑事审判的基石，但是，人权规范本身并不足以构建程序，也并不意味着应当采纳何种程序模式。也正如C. 瓦布里克所言，人权并不能决定如何起草程序规则。但是，在刑事公诉案件中，不论是作为“当事人”，还是作为“第二控诉人”，抑或“辅助控诉人”，被害人参加诉讼的主要作用还是加强追诉或控诉职能而不是相反，这毋庸讳言。尽管被害人确有特殊利益可求，这种利益甚至也会偶然与检察官利益相左或冲突，检察官面对被害人的“缠诉”甚至可能与被告偶然并肩战斗，但是，对于被告而言，“一对二”的游戏规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总体有利的制度设计。实践也证明——不论是国际实践还是国家实践——，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总体利益是对立的，尽管这种对立的同时可能也与检察官对立。何况，检察官与被害人的诉讼利益对立并不常见。换言之，“一（被告人）对二（检察官、被害人）”是常态，“一（被告人）对一（检察官）对一（被害人）”并非典型。因此，“三造诉讼”的本质还是“两造诉讼”，就是“一对二”；如此，“四方三造”的本质也就依然是“三方两造”。我们知道，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似乎只有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准当事人”的，似乎只有德国（附带诉讼）；而其他模式，尤其是对抗模式，断不能承认其“当事人”或“准当事人”地位的。《罗马规约》中，被害人权利广泛，但是诉讼地位却语焉不详，这并非偶然。我们因此似乎可以如此断言：诉讼对抗程度越高，被害人诉讼地位就会越低，反之亦然。相应的结论必然是：诉讼纠问程度越高，被害人诉讼地位就会越高。这很值得深思。我们不由想起另外一个诉讼规律：诉讼对抗程度越高，被告诉讼地位就越高，反之亦然。看来，诉讼模式关乎被告地位，关乎被害人地位，关乎检察官地位，而且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规律十分清晰。对于努力建构刑事法治基本构架的中国而言，上述规律颇具警示作用。或许这也正是多数国人严重疏忽之处吧？
3、“国权刑法”不会充分关注个人利益，唯有“民权”刑事法才会充分关注被告或被害利益。国家本位主义决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或社会利益。与被告利益一样，被害利益也属于个人利益。因此，不论是被告利益抑或被害利益，其法定地位与权利同时沦落为“纸面”、“形式”，不足为奇。尽管如前文所述，对被害利益的关注前提是对被告利益的足够关注，但是，这只是一种刑事法治的理论假设或对世界刑事文明的历史归结。其实，在“国权”刑事法理念统摄时代，不论是被告利益抑或被害人利益，都没有获得充分关注的政治前提。如此，假定关注被害利益真的要以关注被告利益为逻辑前提，那么，充分关注被害利益的理想一定会有花无果了。当然、，为了强化“追诉”性能，被害利益可能会获得优先关注，但是，这种关注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不论怎样讲，被害利益毕竟属于个人利益。加之尽管存在交叉，但是，被害利益本来就与检察官利益存在巨大差异，被害人诉求与国家刑罚诉求存在巨大分野，面对差异、分野及其抉择，国家断不会向被害利益倾斜。国家可以给你地位（例如“当事人地位”），也可以给你权利（例如“广泛参与权利”），但是，若想让国家走得更远，例如以被害利益决定程序、措施甚至刑罚，尤其是所谓“民事赔偿优先罚金”、“国家赔偿”与“社会保障”并举等等，断无可能，至少短期内（“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尽管“一切皆有可能”，但这要看是什么事儿；尽管“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然而，想得到的却不一定要办。关注被害利益有助于“社会和谐”或“长治久安”，然而，关注程度不是没有天然屏障，也不是没有制度性雷池。“刑（事）法是刑事被害人的大宪章”，前提是“法律是自由公民的大宪章”；“刑（事）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前提也是“法律是自由公民的大宪章”。刑事被告人也好，刑事被害人也好，若想使刑事法成为自己的“大宪章”，共同的前提就是：他/她们此前必须是法治社会的自由公民。除此断无可能。从国际层面考量，结论似乎就会更加确切。本章开篇已经指出：“三造诉讼”的理念不是容易生成的。许多“上位理念”都是它的前提。在国际社会与国际法中，只要“国家法人”还是“主角”，“个体自然人”就永远是“配角”。“被害国家”可以是主角，但是作为个人，“被害自然人”就长期不配做“主角”。同样，如果个人或被害自然人渐成主角，说明“上位理念”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此，“三造诉讼”就是一种理念巨变表象，也是一种巨变证明。这种巨变就是普遍人权观念的实质性发展。奉行“国家主义至上”的主权国家，对内忽视被害权益，对外轻视被害利益，一手托两家，被害权益遭遇全面冷落，国内、国际均无幸免。在国际刑事法治中，“有罪必罚”是第一哲学，“向被害人归还正义”是核心诉求，犯罪的强权必须服从人权法强行法管制，因此，关怀被害权益更加顺理成章。特别是反人类罪的设定决定性地松懈或穿越了国家主权观念，个人人权观念遂获得实质性提升，被害权益（多是个人权益）才有了可靠依托。
4、《罗马规约》与我国模式的主要殊异。首先，《罗马规约》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就是诉讼“当事人”。其次，《罗马规约》鼓励被害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法庭似乎也没有被害人本人的法定席位。这与国际犯罪被害人可能太多有关，并非是对被害人本人的歧视。再次，被害人何时与如何参与诉讼，由法官决定并征求其他当事人或机构意见。又次，对被害人法律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做出详细规定。这是因为：与被害人本人相比，被害人法律代理人实际参加诉讼的可能更大。复次，国际刑事审判不存在“刑事自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罗马规约》也没有类似规定。国际刑事起诉都是“刑事公诉”，国际刑事审判也都是“公诉审判”。如此，被害人参加诉讼，就是“支持公诉”行为，只不过可能存在独立诉求。这或可算是检察官与被害人的“公诉”分工。
（二）实证考察结论
在法院判例法发生巨变之前（2002-2007），我曾经对“三造诉讼”做出过这样的终极性“结论”：被害人广泛参诉，是人权理念的最新发展成果，其标志就是被害人刑事公诉权益的持续性扩张。被告有基本人权，被害人也一样。被告人权与被害人人权都是人权。只有在充分关注人权价值的法治国家，人权才会获致尊重，不论是谁的人权。特别崇尚公权力的体制，断不可能充分顾及私权利的彰显，不论是被告人抑或是被害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给被害人以刑事公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证明我们高度关注被害人的人权。把被害人视为刑事公诉“当事人”，这种立法体例的确世界罕见。究其原因，核心顾虑在于破坏“两造公平”，特别是对辩方的不公。在“两造公平”基础牢靠、传统深厚的法系，这种顾虑并没有减轻。扩大被害人参诉权利，并不等于赋予其刑事公诉的“当事人”地位。何时以及怎样参诉，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力，因此诉讼角色具有选择性。在世界主要法系中，刑事诉讼中所关注的人权，更多的是被告的人权。就刑事公诉而言，抑制控方优势、关切辩方劣势，始终是“刑事法治”的核心话题。不论进行怎样的创制，损害或动摇“两造平等”的举措都是不可接受的。《罗马规约》首次赋予被害人广泛参诉权利，既是国际刑法创举，又是对世界主要刑事文明最新成就的国际回应，理应高度肯定。但是，没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就是所谓“广泛参诉权利”本身也存在诸多客观的规范限制，体现了审慎立场。扎帕拉博士称被害人为“地位特殊的诉讼当事人”，只是个别认识。沙巴斯说《罗马规约》体现了“被害人中心论”，遭遇了巴西奥尼的直接否决。赋予被害人刑事公诉“当事人”地位，我国学界支持者众、反对者少，体现出学界对于疑犯或被告人权利的既定弱势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或者准确地说，是为了争讨新问题而忘记了老问题，何况新问题（被害人中心论）也有“人权”旗帜。新老问题具有次序性和递进行，应当依次解决，这符合思维严谨性的要求。在很多国家，提升被害人地位是为了纠正“过分重视被告人权益”之偏，如此，既实现了“被害人人权保障”，又“恢复”了控辩平衡，何乐而不为。根据历史唯物论，我们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们的任务似乎不是“纠偏”问题，或者准确地说，不是纠正“倾向被告”之偏问题，我们从来不存在这类“偏差”；如果非要“纠偏”的话，恐怕只是需要纠“倾向控方”之偏。如此，被害人地位与权利问题如何妥善演绎，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此立论，至少可以维持不均衡的历史或现状，而不至于推动更加不均衡的生发。换言之，不是不承认被害人地位，而是如何同时真正承认辩方地位；不是不提升被害人地位，而是如何同时真正提升辩方地位；不是不扩张被害人权利，而是如何同时真正扩张辩方权利。我们的真正使命在于建构刑事法治本身。此外还须时刻牢记，刑事公诉“人权”的核心指向究竟是谁。对于诉讼模式而言，“人权”不是万能的；对于刑事公诉而言，“人权保障”具有特指性。有论者从“刑事处罚权正当化”（量刑）切入，甚至倡导“爱刑事被害人就像爱自己”、“刑法是刑事被害人的大宪章”。[137]我认为，这种学术视阈是相对狭隘的，思维是相对不严谨的，立场是相对大跃进式的。[138]
尽管法院判例法已经发生巨变，我仍然坚持上述基本立场。“巨变”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第三造”绝不能是当事人。而且当辩方根本利益与被害方、甚至控方发生冲突时，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要求支持辩方利益。除此而外，我还想进一步说明下列重要问题：
一方面，不给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形式上是因为没有各国法先例（中国除外），实质上是因为在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问题上，也就是“刑事法治”的原则问题上，国际法不会凭空捏造、勇越雷池。有地位就有相应权利。若被害人与其他当事人地位平等、权利对等，即使在法治健全的国度，面对两个控方，辩方注定难以招架。何况是在国际法庭，辩方律师的来源、驻地、国籍、行程、时间、财力、资源、关系、精力、人手等等，均与控方无可匹敌，处于天然的弱势。事实上，辩方律师要么因为“时间不够”而动则请求展期回应，要么因为事务繁忙而匆忙上阵、屡出纰漏，要么因为顾虑重重而终止或暂缓代理，甚至会因为“律师费”不到位问题而狼狈不堪、官司不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检察官要么像挤牙膏一样“披露”证据，要么以“保密”为由而拒绝披露，要么就在听讯到来之际突然进行轰炸式披露，辩护律师苦不堪言、难以招架。如此境况，赫然再来一个“捣乱者”（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辩方境遇注定无法想象，听讯之拖延和冗长也非常人所能容忍。
另一方面，给被害人以“准当事人”地位，间接原因是“被害人运动”以及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时代变迁，直接原因则来自国际刑事审判的固有特性。“向被害人归还正义”为什么是任何国际刑事审判的首要目标？原因十分简单：被害人多具有宗族性、种族性、党派性、团体性、宗教性、地区性或国民性，数量太大了，影响太大了。国际军事法庭、国际特设法庭、国际化法庭（黎巴嫩国际法庭除外）多是“口惠而实不至”，被害人只能在门外呐喊，“吐露心声”路径也不对（作为证人不能胡言乱语、发表“意见”）。因此需要改变打法，多少给个适当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