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如果这种“攫取”行为能够持续地、“严重”地存在而不为人所发觉，这必然意味着该公司管理者创造利润的能力高于同侪———否则，他不可能使股东的回报率持续保持在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攫取”的其实是自己人力资产的“租值”（即经济学上的rent） 。[19]如果他不这么做，多余的收入就会反映到上市公司更高的利润或股东的较高回报上。一旦他的这种特殊能力为市场知悉，对该管理者的竞争就会加剧，他的身价就会升高，这部分“租值”就会转变为他的合法薪酬。所以，投资者仍没有额外的收入可供攫取。
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方的收入仍然要受到竞争的约束。尽管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均衡程度可能较其他企业类型更为明显，但上市公司合作双方的收入，仍然和其他企业组织中一样，主要取决于货币资本与企业家才能的稀缺程度。强制披露虽然可以增加市场上的公开信息、改变信息占有的不均衡程度，但并不能改变这种结果。总之，我们始终不清楚“市场失灵”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事实含义。因此，所谓“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灵”说法的含糊性，也就不言自明。
四、强制披露将增加交易费用
的确，信息不对称会引起欺诈或攫取现象，而投资者也会因此而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实行强制披露制度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欺诈引起的成本是企业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而不是全由投资者负担。如果企业家能够以某种方式减少投资者受欺骗的可能性，投资者对他的企业家才能的需求就会增加，这对他是有利的。因此，如果立法者提供的信息披露规则（或其他交易制度） 有助于减少欺诈或交易费用———不管它们是否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不用立法者的强制，企业家都会愿意采用这种安排。实际上，交易双方都有动力做必要的投资来减少交易风险，这样，无论是股票投资的回报率、还是企业家才能的回报，都将增加。至于具体是由哪方来投资减少交易费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减少欺诈的风险能够增加合作的净收益，双方就会有意愿这么做。[20]
但是，欺诈的减少不是免费的。减少欺诈的努力可能在其他方面增加交易费用。假如能够预计到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所有事项、并详细地将其写入合约的披露条款，如果能向投资者事无巨细地报告工作，那么欺诈现象就会减少很多。但这样做会增加缔约的信息和谈判费用、披露的成本以及投资者处理信息的成本。需要披露的事项越具体，有关的成本就越高，最后足以抵消因披露而减少的欺诈可能性的好处。
这意味着，对一定程度的欺诈的容忍，并不违反效率原则。[21]如果把欺诈的存在视为股票交易的一种交易费用，那么其性质与普通商品的制造成本（例如制造汽车所需的钢材、橡胶以及制造汽车防盗锁的成本） 没有本质区别。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制造汽车需要耗费一定的钢材和橡胶就认为汽车生产是无效率的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股票交易中存在一定程度和概率的欺诈而认为自由股票市场是无效率的。在某种意义上，投资者为了享受股票融资（或投资） 服务的便利，就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受骗的损失，这正如消费者为了享受汽车的便利性就不得不多花一些钱为汽车配备防盗锁一样。
进一步，尽管汽车具有一定的防盗功能是个好事，但如果配备了过于昂贵的防盗设施而导致汽车成本增加太高，这样的汽车未必会有市场，汽车商也可能因此破产。同样，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减少欺诈，就不计代价对上市公司科以严格的披露义务，将可能过度地增加股票融资的成本。所以，要判断法律规定的披露规则是不是合理，就不是看它是否有利于遏制欺诈，而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减少证券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交易成本。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强制披露很可能在整体上增加股票融资的交易成本，原因是，假如法定的披露条款是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的，那么双方会主动采用；但如果法律规定导致了过高的披露成本，双方却没有办法规避。
另外，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程度，与交易费用的高低也并不必然对应，即使强制披露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状态，也并不意味着其降低了股票融资的交易费用：科技的发达和社会分工的扩展，已经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很多领域都日益显著。但通常来说，在大多数领域，强制披露并不是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或者降低交易费用、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原因是，产品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可以显著地降低消费者的监督费用。以汽车市场为例：在选购汽车时，消费者其实只需要比较不同汽车的性能和价格，就能作出大致合理的选择。至于这些汽车是依据何种原理制造出来的，或这些汽车公司是如何组织其经营、管理、销售的，他们并不关心。如果厂家不能积极地改善他的生产和管理，他就不能向市场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汽车。这解释了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缺乏强制披露制度的情况下，汽车市场（或任何其他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仍然能基本良好地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