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案例中（2000:10号；另见1999:2，10，22号），原告要求和她入赘的丈夫离婚，其中关键问题是“被告有生理缺陷”，不能养育，而其父母亲之所以让她与被告结婚，主要是为了要个孩子。被告开始不认，但法庭在庭审过程中确定了原告所提供医院检查单属实。此外，双方对一些其他问题各执一词，但无关紧要，法院基本认可原告离婚要求。剩下来的只是离婚协议的具体细节，被告要求补偿8000元，而原告只愿出3000元。结果法庭“做了工作”，双方妥协，以5000元的赔偿达成协议。
显然，在上述的案例中，法庭，作为权威的旁观者，起了关键的作用。黄宗智已在《离婚法实践：中国法庭调解的起源、虚构与现实》以及《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等文中，论证法庭调解一般是在不牵涉对错的情况下，比较最能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牵涉到［法律眼下的］对错情况下，则常常会引发法庭的强制性介入，最显著的例子是强迫当事人“调解和好”。）在中国的法庭调解制度下，当事人如果拒绝法庭的意见，下一步便很可能要面对法庭判决，因此会感到一定的压力，认真对待法庭的协调，不能意气用事，随便脱离调解程序。正因为如此，这种调解成效较高，远超越欧美的完全脱离法庭的调解制度，而更像新近在欧美推动的调解—仲裁（mediation-arbitration，简称med-arb）合一制度。这个传统是中国现代革命遗留下来的传统，也是值得明确认可和推进的[1][5]。其实，最高法院本身，鉴于当事人主义取证制度运作不佳的现实，已经提出要重新重视调解制度以缓解新制度的弊端的意见。[21]
六、新形式正义以及形式、实质正义的合并
以上的案例可以看作为原来（毛时代）实质正义制度（主要体现于其调解制度）的延续。但这不是说新制度完全不行，只有旧制度才具有合理性。在新社会经济现实下，以程序为主的制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并具有无可否认的合理性。
在2000年的一个案例中，原告要求离婚，主要因其丈夫经常赌博。被告不同意离婚。双方因共同经营一个店铺，经济关系比较复杂。原告举证其父亲为购买32万元的店铺，垫付了20万，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则举证自己为购买该铺屋交了12万元。另外有三笔债务，是以其父名义借的，分别是2.9万元，7.9万元和1.5万元，要求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双方各执一词，法庭调解无效。另外，夫妻双方确认有一笔12万元的债务，是以店铺为抵押而借的。法庭经过检阅证据与庭审调查和辩论，确定以店铺抵押的那笔债务属于双方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负担。但被告名下的三笔债务，是他自己用父亲名义所借，与原告无关。判决根据最高法院1989年的“14条”指示，因“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22]准予离婚，同时，根据法律断定“原告无固定职业和收入，且无过错，可适当给予照顾”。结果判定店铺剩余的20万元价值，一半应归原告，另加5000元补偿，总额10.5万元。两个孩子（长子5岁，次女3岁）则根据法院惯常做法，由夫妻两人分领一个。法庭审理费3250元，由原告负担1250元，被告2000元。显然，起码在这个案例中，法院不大可能按照毛时代的要求，深入实地调查，确定双方债务的真相，只能依赖当事人在庭前提供的书面证据作出判断。（2000:170号）
另一案例同样。原告要求离婚，主要因为被告经常深夜不归，曾经有一位亲戚调解未果，夫妻早已不再同床，现原告已经迁出分居。但被告不同意离婚，法庭调解未果。双方经济关系比较新型、复杂：被告办了一个旅游公司，两人分别投资，并持有自己名下的公司股份。此外，原告举证被告向她借了4.9万元。另外，公司具有债权两笔，分别是16.7万元和13万元。这些都是有书面证据的债权债务，法庭予以认定。因此案不涉及过错，法庭基本给双方各分一半财产，个人名下的公司股份就此分别；此外，被告应归还原告4.9万元；公司债权两笔则13万元归原告，16.7万元归被告。我们可以说，在新经济环境下，新的取证程序起了其应有的作用。（2001:316号）
此外，也有新旧制度连同合理运作的例子。我们在上面引述的一个案例中已经看到，法庭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医院检查单（在旧制度下则会由审判员直接到医院调查），确定被告确实没有生育能力，被告虽然争辩，但提不出确凿证据，认为原告要求离婚在理。这个判决性的立场是根据新取证程序而定的。同时，法庭通过与原、被告分别谈话，“做了思想工作”，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妥协。像这样的案例，应该可以视作新程序制度和旧调解制度连同的合理运作。（2000:10号）
七、形式化取证的局限与两不是的司法权力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