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经济实际中，常见的是人们经济交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常常超出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在一个案例中，（2003，270号），夫妻俩都要离婚，但双方的经济关系非常复杂，并各执一词。两人都经商，有共同的、也有分别的财产、债权和债务。在丈夫的名下有一辆机动车，买价10500元，妻子名下则有一艘与人花24000元合买的经营海鲜船。两人所列债务、债权多项，有个人名下的，也有双方名下的。债务共三项，价值145989元，银行存折两份，共5831元，债权三项，共95358元。双方与其律师都坚持同样的主张：对方名下的车辆和船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自己名下的债务为共同债务，债权属自己个人所有。结果，法庭判决双方1998年购买的房子（虽在丈夫名下并已由他转到一个亲戚名下，但明显是夫妻共同财产），折价12.8万元，双方各一半，由丈夫补偿妻子其半。至于债务、债权则只认定有明确书面证据的，其他基本不管，由双方各自分别处理。此案所涉及的经济关系多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变化说明，在市场化了的新现实大环境下，已经不大可能像过去那样由法庭深入村庄或街道或单位，与当地干部和亲邻交谈，了解实质真相。在新社会经济的环境下，从毛时代的强调法官实地调查改用主要由当事人法庭举证制度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是符合实际制度和实践变迁的。

　　此外，伴随政党国家对人民控制度的下降以及私人领域的扩大，婚姻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隐私。在新环境下，涉及夫妻隐私关系是特别棘手的问题。案例中有众多妻子起诉丈夫虐待自己的事例。在毛泽东时代，在高度控制和社区紧密网络的环境中，审判员可以通过现场调查明确这样的起诉事由是否属实，因为亲邻多会有所知闻。但是，在新制度下，如果双方各执一词，又无从凭书面证据证明，则只好将之排除在法庭所能掌握的真实之外（下面还要讨论）。

　　我们知道，人民共和国立法过程一贯比较倾向实用考虑，在正式采纳新条文之前，一般都会先通过最高法院指示或解释等形式，先试用一段时间，通过广泛实践试验而后确定新法律条文，亦即黄宗智之所谓从实际出发、通过试用规则的实践、再到确立法律条文的立法步骤，可以说是反映了某种实践理性。[10]但是，实践并不一定是合理的。黄宗智自己过去的论文多强调其合理的方面，是为了说明“实践”比一般理论更接近历史真实，且其具有实用的逻辑，不会像形式主义理论那样脱离实际，走向极端。但是实践历史显然也同时包含许多不合理的成分——最明显的是一个新制度常会陷入现存“体制”，出于最最良好动机的设计在实际运作之中常常会变得或是虎头蛇尾，或是前后不对应，甚或引起完全与原意相反的后果。我们这里用“未予后果”来概括如此现象。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这里也不例外。我们因此要在这里同时考虑合理后果与不合理后果。上述的制度变迁在理论上和形式上乍看显然是合理的，但这里要问的是：其实际运作到底如何？

　　三、取证制度在离婚法中的实际运作

　　伴随取证制度的变化是法庭程序的高度形式化。毛泽东时代的法庭档案中主要是实质性的材料——审判员的访谈，这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理念的必然结果：它依赖的是紧密的组织和社会网络，通过党组织的渗透和社区“群众”（的“雪亮眼睛”）而明确事实真相。但是，今天的社会，尤其是流动极其频繁和交易关系极其繁杂的城镇中，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便是农村社区，也已在大量的人口流动下，趋向散漫，从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甚或陌生人社会。[11]一方面是政党国家机器已经不具备过去的渗透力和覆盖面；另一方面，市场交易的繁杂性已经使得实质真实更难掌握、确定。在庭审调查和“当事人主义”的法庭新原则下，只可能在对抗性的框架下，更加依赖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强调法庭程序下的真实，借此明确判定是非。伴之而来的是形式化的法庭程序。

　　这一切都显著地反映于档案材料：今天的案卷内容，更多的是书面证据，以及伴之而来高度形式化的证据交换程序材料。首先，法庭要求当事人提供身份证、结婚证、代理人及委托授权书、债契、证人供词等等书面证据材料。其次是表明程序的材料。在2002年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之后，地方法院经常组织当事人在庭前交换证据。这样，法庭必须在事先通知双方，约定双方到庭交换证据。表明这样程序的材料要占离婚案件每卷档案的相当部分。而后是庭审中的身份核对，以及申诉、答辩和关于证据的辩论程序，也要占去庭审笔录的相当部分。（毋庸说，也占用相当人员和时间，在合议庭的场合下尤其如此）。其后果之一是法庭将精力主要用于形式化的取证，哪怕只是没有实质含义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