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多种因素之下，形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取证程序化的大趋势下，法院的实际运作越来越脱离实质取证而倾向形式化，强调文件取证及其程序，但往往可能脱离实际，不顾事实真相。下面我们先以一个比较极端的现象来突出这个问题。
四、纯形式化的取证运作
在我们得自R县的案例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有相当比例是纯形式性的不合理行为。当事人双方已经在案前同意离婚，并已在子女和财产等问题处理上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他们来到法院的目的主要不过是要办正式离婚手续（因为该县的民政局属下的某些镇民政人员拒绝办理）。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形式化、官僚化的法院制度，常常会被要求遵循毫无意义的法庭程序办理手续，有时候更要支付高额费用。
在45起案例中共有9件涉及协议离婚（2001:7，175，374号；2002:36号；2002:274号；2003:199号；2004:292，349，355号）。举一个2003年比较极端的例子（2003，199号）：原被告决定离婚并已经达成书面协议，他们来到法庭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办正式离婚手续。但是，法庭按照固定程序，首先要他们支付50元的“案件受理费”，另加常规的400元（因涉及财产纠纷）的“其他费用”。然后，法庭按照固定程序“询问”被告（询问笔录）。被告表示完全同意原告“起诉”中所提的条件（即：双方自愿同意离婚；两个孩子由母亲抚养，被告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两人的老房子——是被告父亲的房子——由原告居住，到她再婚为止。两人的债务1.5万元——是从被告父亲借得的——由被告负责。）原告在双方的书面协议之外，还提交了所在镇社区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说双方感情已经破裂，同意离婚，要求法院适当配合。双方虽然已经没有争议，但当地法院居然召集了由三位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另加书记员，进行正式“庭审”。其笔录证明，法庭仍然按照正式程序，宣读法庭规则、核对当事人身份、询问双方要否申请回避，然后取证，然后要求双方重述其申诉和要求，而后答辩，最后方才进入调解程序，一项、一项地重复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以笔录形式草拟调解协议，最后打印出法庭的正式“民事调解书”。这样的庭审，等于是一种高收费的演戏，为办理离婚手续的老百姓带来许多完全没有必要的麻烦和花费。[19]
显然，这种主要是形式性的操作情况源于不合理的“体制”经过“市场化”而形成的官僚部门牟利作风。上述当事人所面对的是双重的现实：一是原来办理登记的民政局，出于收费和付出（人员时间等）的考虑，拒绝处理这样的离婚“纠纷”。根据巫若枝的实地访问调查，一个关键考虑是登记离婚的收费一向很低（只是9元），但是当事人双方如果在登记过程中闹矛盾，很可能就会把民政局的登记处卷入进去。在过去毛时代的以服务为主的治理意识形态下，民政单位对这样的可能麻烦意见不大，因此一直处理相当数量的离婚登记和调解。即使进入改革年代之后，截至1987年，R县民政局仍然惯常地处理、登记双方自愿并已达成明确协议的离婚。但其后则采取了极端的立场，基本拒绝，把责任推向法院。
因此，在调查的当地，这种“案件”现在竟然基本全都由法院来处理。而当地的审判员对此都表示十分不满；这也是未予的不合理后果的一个表现——在法院程序形式化大趋势下，造成了这种不具实质性意义的形式化的“（非）纠纷”“审理”现象。法官们抱怨县、镇民政办事处推卸责任，把担子加在法院头上，导致不合理的诉讼资源的浪费。据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股负责人员介绍，有的当事人为此还上访至省民政厅，但仍然得不到解决。在该县官僚体制当前所包含的形式化和牟利化两大趋势下，这是个一时似乎无法解决的不合理未予后果。[20]
五、实质性调解的延续
应该强调，在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推广和社会经济的大变迁之下，以及法律制度的改革变化之中，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庭调解仍旧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功效。这也是今天法律制度不容忽视的一面。法庭制度虽然趋向高度形式化，倾向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抗性制度，但出于实质性正义理念的调解制度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虚构、纯形式化的调解虽然越来越多，但实质性的调解仍然不少。
成效最高的纠纷调解仍然和毛时代一样，是法庭不必判断孰是孰非，而只需协助当事人达成协议的那种调解。最普遍的是当事双方原则上同意离婚，但自己不能达成离婚条件的协议，在细节上仍有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天的法庭仍然常常起关键的作用，协助双方在法律的大原则下，达到妥协，和平解决。在一个案例中（2002:339号），原告说被告打她、虐待她，要求离婚，抚养5岁女儿，3岁男儿归被告抚养。被告答辩说其实他待他妻子很好，反对离婚。法庭通过庭审，确定夫妻双方婚后感情一般，其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经常吵骂及打架”，原告1998年已经离家出走一年，后来被劝回家，但几个月后再次出外打工。经过庭审，被告看到原告离婚意志坚定，说“既然原告坚持离婚，被告也同意”。这样，法庭协助原被告双方达成离婚条件的协议，由被告补偿原告2000元，洗衣机等陪嫁大件归原告，女儿归原告抚养，男孩儿归被告，诉讼费用450元由原告负担。双方由此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