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违法性说与作为义务的错误。由于违法性说认为作为义务的错误问题与违法性的意识相关，而违法性的意识又与故意的成立与否紧密相关。所以就不得不考虑作为义务的错误与不同学说的契合问题。如果坚持违法性意识不要说，在作为义务错误的场合，其处理结果与因果关系说在结论上是一致的，即都不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如坚持故意说，不论是严格故意说还是限制故意说，都认为作为义务的错误不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而故意说中的另一种观点即自然犯、法定犯区别说则针对不同的犯罪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责任说将犯罪故意的成立与违法性的意识相分离，所以，如果将作为义务的错误作为违法性的错误，必然也得出该类错误不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这样的结论。但是，很明显，上述结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都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因为行为人连自己所负有的作为义务都没有认识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反对动机，那么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意识又从何而来呢？所以，故意说与责任说明显不妥。另外，作为刑法上的事实，不应当是“裸”的事实，而应当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进入刑法视野的事实，而什么样的事实能进入刑法的研究视野呢？也即刑法介入社会事实的契合点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必须存在这样的契合点，这样刑法的介入才是正当的。具体到作为义务的错误上来，我们认为，行为人在作出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时，必须就认识到的现象进行相应的评价，即事实的评价，通过这种评价就将“裸”的认识与法的评价联系起来，而这种行为人对事实的评价本身又成为刑法评价的对象，正是通过这一点，刑法才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发生接触，才寻找到了规范的对象。这样看来，违法性意识不要说也不科学。同时，正如学者批评的那样，该说一方面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法律观，假定国民都必须知道法律，但这明显与实际不符；{13}另一方面，该说只不过是为了处罚的方便而做出的没有根据的拟制，明显违反责任主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