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违法性意识不要说。该说坚持“法的不知有害”的罗马法格言，认为违法性的意识不是故意的要件，即使存在违法性的错误也不阻却故意，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在日本，泉二新熊、庄子邦雄、大谷实等学者持此说，但是该说在德国现今已无支持者。{11}很明显，如果坚持违法性意识不要说，在不作为犯中，行为人对作为义务发生认识错误时，不管该错误是否能够避免，都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
2．严格故意说。持该说者认为违法性的意识是构成故意的要素，即成立故意不仅仅要求有对构成要件的事实有认识，并且还要有违法性的意识。所以，要认定行为人存在犯罪故意，就必须要求其实施行为时现实的存在违法性的意识。例如佐伯千仞教授就认为：“故意，不仅如上述要求可罚的违法事实的认识，进而实现这样的事实的自己的行为法上不被允许的意识是必要的，就是所谓违法的认识的问题。”{12}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在过失犯罪中，就不要求违法性的意识，而违法性的意识恰恰就是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分水岭。在日本，持此说的学者还有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大塚仁、中山研一、吉川经夫等。若认为作为义务的错误是违法性的错误，而违法性认识又属于故意的组成要素，那么在不作为犯中，当行为人对作为义务发生认识错误时，犯罪故意就不能成立。
3．自然犯、法定犯区别说。此说立足于社会责任论的立场，认为就自然犯而言，其本身的反社会性、违法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正常的人在实施构成要件的事实时，就已经认识到其刑事违法性，所以没有必要将违法性的意识作为成立故意的要素；与此不同的是法定犯或行政犯，由于这类犯罪多是基于政策上的考虑，所以要认定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必须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该行为的违法性。在日本，牧野英一、木村龟二、八木胖、八木国之持此说。由于坚持两分说，所以关于作为义务的错误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在自然犯中，作为义务的错误不影响故意的成立；但是在法定犯中，行为人对作为义务发生错误时，自然阻却故意的成立。
4．限制故意说。所谓限制故意说，是指主张作为故意的要件，违法性的现实的意识并不必要，只要有违法性的意识的可能性就足够了的见解。德国学者Hippel、 H.Mayer，日本学者井上正治、板仓宏等持此说。{11}438在笔者看来，该说与严格故意说相比，虽不要求有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但也只是在违法性认识的程度上有所降低而已，但这并不掩盖其“成立犯罪故意要求违法性的意识”的面目。所以，坚持限制故意说就会认为，在不作为犯中，当行为人对其作为义务发生认识错误时，同样属于违法性的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