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应当改变法院垄断“教化权”的现状，使审前程序，尤其是审查起诉程序不再单纯作为筛选教化对象的刻板程序，应当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充分分流案件，从而保证被告人不认罪案件拥有充足的司法资源。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考虑在吸收现行刑事和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暂缓起诉”制度予以本土化改造，建立中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使检察院也拥有“教化权”。对于轻罪案件、未成年人案件、在校大学生案件等，如果被告人能够认罪、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积极赔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检察院可课以认罪的犯罪嫌疑人一定的义务，在审前程序中终结案件处理或直接决定不起诉。为了防止司法适用中的不平等，应当尽快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但是能够认罪、悔过、致歉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也可以附条件不起诉。
最后，应当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适度“引诱”被告人认罪、悔过。“坦白从宽”是我国运行多年的刑事政策，但是在罪犯群体中也流传着“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这一“警句”。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对认罪被告人的从轻处罚还存在着各地执行不一的现实。从法律上来看，只有“自首型”认罪、悔过的被告人，才能获得“法定”从轻处罚，对于其他自愿认罪的被告人，能否获得从轻处罚则属于法院的“酌定”裁量权。当然，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尤其是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大部分法院都能够做到从轻处罚。但是，笔者认为，为了实现教化型审判的目标，应当将“酌定”情节“法定化”。此外，对于那些所谓“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应当赋予他们享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权力。目前，对于那些翻供后又认罪的被告人，由于“认罪态度不好”，基本上无法获得从轻处罚。前文已经指出，认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罪犯通常要经历痛苦的心理考验，才会主动认罪。这种考验时间越长，被告人认罪后主动接受矫正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即使对于那些“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只要他们最终能够真诚地、自愿地认罪，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刑罚“优惠”。
【作者简介】
李昌盛，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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