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就何谓公正和效率、如何实现公正和效率等问题在我国尚未形成一致认识，也几乎不可能形成绝对一致的认识，但是刑事审判（包括刑事庭审和裁判）应当“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却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其实，这种共识具有跨越法系的普适性。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认定案件事实是刑事审判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保证基本公正性的前提下，刑事审判也强调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于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审判效率成为评判刑事审判正当性的三大标准。
以上述三大标准，尤其是以实体公正标准来为我国的刑事庭审“把脉”，国内学界几乎都会“诊断”出我国刑事庭审患有“形式化”之病。难道这种“形式化”的庭审真的就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吗？如果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那么它为何能够一直“存活”呢？难道仅仅因为它的“存在”，所以它就是“合理的”？以三大标准来评价我国的刑事庭审是否公允呢？换句话说，刑事庭审是否具有三大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呢？如果刑事庭审并不仅仅只是追求公正、效率价值，还需要追求其他的价值目标，那么我国的刑事庭审是否会更加适合于其他价值目标的追求？
以抽象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我国的刑事庭审并无不可，但是如果我国的刑事庭审在“实然”上的运作本身就与这些价值目标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那么以这些“应然”的价值标准来检验我国的刑事庭审，就意义不大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是从抽象的价值出发，而是从我国刑事庭审的实际运行出发，从中归纳出其运作的核心特征，进而提炼出它的价值并指出它的弊端，或许更有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庭审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庭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更为关注的不是能否查明或证明案件事实，也不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而是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态度”，我将其概括为“教化型庭审”。这种庭审模式当然有其缺陷，但并非一无是处。
二、我国刑事庭审的教化特色
（一）何谓教化型庭审
帕卡的学说曾一度在国内引起巨大关注，并将其抽象出的“正当程序”模型（due processmodel）和“犯罪控制”模型（crime controlmodel）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模型，用来分析中国的刑事诉讼。帕卡本人可能并不会同意，正如他在开篇就指出的：“笔者所设计的刑事程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序，而是以当下的美国社会作为其背景的（one that operateswithinthe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American society）。”[1]（P7）也就是说，“正当程序”模型和“犯罪控制”模型是帕卡所设计的用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刑事诉讼的模型，其社会背景为沃伦法院的“正当程序革命”和“辩诉交易”的扩大化。正如格里菲斯所言，帕卡的两个模式完全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即“争斗模式”，它是建立在国家与个人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之上的，这与美国对抗制刑事诉讼理念是一致的。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更为强调个人利益的牺牲，强调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至上性，用这两种模型来分析我国的刑事诉讼可能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