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细化监督程序
抽象、笼统的监督程序不能发挥监督作用，而细化监督程序必须做到检、法协作配合。如我国的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最早可追溯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此后，十余个宪法性法律、中央及“两高”发布的一系列文件都对其予以明确规定。但由于对于检察长如何列席审委会的操作规范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具体运行规则，导致该制度长期被忽视、冷落，处于虚置状态。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不少地方的检察院与法院联合出台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若干规定。随着“两高”联合颁布《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最终从“纸面上的法”成为“实践中的法”。检法两家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在审判的各个领域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检察监督程序。
（三）强化抗诉权
1．取消人民法院的再审提起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从司法实践看再审程序大多由人民法院提起。笔者认为，赋予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地位缺乏法理基础。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所谓“控审分离”，是指除少数轻微刑事案件由被害人直接起诉外，控诉只能由检察院提起，法院不得主动开启审判程序；法院的审判对象必须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性，检察院未起诉指控被告人和罪行，法院不得迳行审理。［[4]］“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有关再审的申请都应当由检察机构和原审被告人向法院直接提出，而法院则在再审过程中充当权威的裁判者。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自行就某一生效判决或裁定发动再审程序。”［[5]］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的情况，有必要允许法院主动提起有利于被告的再审。”［[6]］笔者认为，允许法院主动提起有利于被告的再审虽有利于保障人权，但实质上还是人民法院自控自审、控审合一，与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消极仲裁者的地位不相符合，而且还会导致新的腐败诱因。这种制度设计不具有合理性。从国外刑事诉讼法规定看,鲜有将法院纳入提起再审权人的。从审判实践看，法院任意启动再审程序，损害司法的公正性。而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废除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已成为学者的基本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