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性质上，“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应解释为法律制裁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设专章列举了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类型，并规定了“拘传”、“罚款”、“拘留”、“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强制措施”。不过，学界对于前述强制措施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议，代表性观点有三种：（1）强制手段或教育手段说。传统观点认为，“不能认为这种强制措施是处罚手段，它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来说，是一种强制手段，制止妨害行为的继续进行;对有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人来说是一种教育手段，使行为人改正错误，遵守法律，不再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因而它和刑事制裁、民事制裁或行政制裁都完全不同。”[12]（2）法律制裁说。有人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对违法行为人适用的强制措施，实质上，就是对违法者的一种惩罚，即一种法律制裁。”[13]（3）具有制裁性质的强制手段说。有人认为，“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不同于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它们的根据都是实体法，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则是根据程序法的规定，为排除干扰，维护民事诉讼秩序，对妨害诉讼的人采用的带有制裁性的强制教育手段。”[14]

　　笔者认为，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性质当然属于法律制裁。法律制裁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惩罚，如民法上的违约金、刑法上的刑罚、行政法上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二是赔偿，如民事赔偿、国家赔偿等;三是强制，如对人身的拘传、对财产的强制扣缴等。[10]（P149－150）既然行政拘留是法律制裁，就不能否定司法拘留也是一种制裁，对于同属给人的名誉、金钱、自由造成影响的措施，没有必要区别对待。

　　3、“程序性制裁理论”的提出，对“民事诉讼法律制裁理论”提供了思路。2005年，陈瑞华教授在其《程序性制裁理论》一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程序性裁判等概念。“这些崭新的概念大都有一个实体法层面上的对应概念，如程序性违法对应的是实体性违法，程序性制裁对应的是实体性制裁”，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陈教授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新程序理论”——即“程序性制裁理论”。

　　程序性制裁理论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程序性违法，二是程序性制裁。程序性违法是指警官、检察官、法官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程序性制裁是指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如何对警官、检察官、法官等司法人员的诉讼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呢?按照陈教授的理解，相对于民事赔偿、刑事责任、行政纪律追究、国家赔偿等“实体法律制裁措施”而言，“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宣告无效，使其不再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的方式，来惩罚和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的。”[15]这种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实体法律制裁的程序制裁理念，即“宣告司法机关的行为无效也属于一种法律制裁”。尽管，陈瑞华教授的程序性制裁理论是针对司法机关的诉讼违法行为的，但它为构建民事诉讼法律制裁理论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