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促进型”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的一个典型特点是，虽然法律规范较多地涉及到公权机关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大多是受益性的而非侵权性的，行为的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一般不会对相对人的实际利益产生影响[8]。对这些行为主张法律责任，可能存在责任难以认定、难以量化的难题，甚至还可能引起责任追究的滥化。
当然，不严格规定法律责任并不等于政府不需要承担责任。受“促进型”经济法强调政府服务功能及其阶段性、补充性或政策性特征的影响，“促进型”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通常是一种综合责任，除了法律责任之外，还包括道义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等[9]，而且更多地应该是一种政治责任。在现实中，如果政府机关推诿、拖延或怠于履行其法定职责，就可以通过官员问责制的形式，来追究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的政治责任，如进行内部处分或要求其引咎辞职。如果官员问责制的运行能够体系化与制度化，在“促进型”经济法中就完全可以不必规定政府的法律责任。
由上可知，法律责任的弱化，实际上与“促进型”经济法自身的政策性、灵活性，以及其规范结构与权义结构的特殊性是紧密相联的。在对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过程中，“促进型”经济法对严格的法律责任并不具有过多的依赖性。如果要保障法的促进功能，要以一种更积极、更主动的方式去实现促进功能，“促进型”经济法就不能对政府与市场主体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弱化带来的一个当然结果就是可诉性的弱化。与“限禁型”经济法相比，“促进型”经济法的可诉性明显不足。很少有哪一部“促进型法”在实施过程中会引起诉讼。在法律责任规定缺位或模糊的情况下，诉讼自然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关主体很难证明何种权益受到侵害以及受到侵害的程度。至于那些适用于市场主体的强制性规范，虽然可以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但往往难以单独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诉讼到法院，这些规范在适用中往往还须借助其他法律规范的配合。例如，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条规定：“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应当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优先选择无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如果消费者据此向法院起诉某企业产品包装对自身身体造成损害，则除了依据该规范之外，一般还应援引人身损害赔偿规则，并借助民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事实上，诉讼化或司法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解决纠纷或追究责任的手段，那么在“促进型”经济法中，如果解决纠纷或追究责任本身不成为一个问题，或者既有程序能够实现这一目的，诉讼化就没有必要。由法律规范的自身属性决定，“促进型”经济法的运作模式是引导性的，法律规范大多是可以“自我实施”的，因而纠纷在法律适用中并不常见。即使产生纠纷，由于法律运作是温和的、合作式的，而非严厉的、对抗性的，很多情况下也无需依赖法院的裁决。
从理论上看，很多“促进型”经济法本身就不应具有可诉性。一般认为，可诉性建立在高度形式化的法律技术基础之上，它以严密的法律概念、明确的法律规则、严格的法律推理为前提，离开了这些形式化的特征，法院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在传统法如民商法、行政法的运行中，之所以司法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与这些法的形式理性与自治性密不可分。形式理性法或自治型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司法法或裁判法[10]。“促进型”经济法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规范性质上的抽象性和类型上的鼓励性、提倡性，使得法院在实施“促进型”经济法时必然面临种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促进型”经济法的可诉性，不仅无助于规范的有效实施，也可能会给政府与市场主体的行为产生错误导向，最终影响法促进功能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