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对以处罚根据作为划分犯罪分类标准的引入，会导致危险犯与我国刑法理论中行为犯、结果犯的既有理论形成纠缠，从而造成了一定的水土不服。
（三）携带凶器盗窃无法划入危险犯
如上述，以处罚为根据划分危险犯在我国存在一定困境，但从我国既有的理论角度来认定危险犯，无法得出携带凶器盗窃属于危险犯的结论。
一般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以行为时的具体情况为判断基准，在司法中具体认定的危险。抽象危险是指对具体事实做更高程度的抽象，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生活经验为根据来判断的危险，是法律所拟制的推定危险。在我国刑法的分类中，无论将危险的发生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志还是犯罪既遂的标志，一般都是以刑法分则中诸如“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发生……危险”、“引起……危险”的规定来作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的分类标准，有以上规定的，是具体危险犯，反之，则是抽象危险犯。那么，即使认为携带凶器盗窃的属于危险犯，也只能属于抽象的危险犯。由于无数额要求，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便可根据法律推定出抽象的危险，导致构成要件齐备，即犯罪的既遂。那么，对于根本不可能给人身造成任何侵害危险的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如，携带凶器盗窃四周无人的自行车的行为，一经实施也便既遂，这无疑是扩大了入罪范围，导致刑法此处保护的只是一般人的抽象危险感，有违立法本意。并且法律并未将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抢劫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那么，法律当然更无必要将携带凶器盗窃以抽象危险犯规制。至此，只能说携带凶器盗窃不是危险犯。
四、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犯属性及其未遂形态的认定
在我国传统的犯罪理论中，最普通的犯罪分类，莫过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笔者认为，携带凶器盗窃，完全可以放入我国行为犯的框架下认定。
（一）行为犯与结果犯之辨析
我国的通说是从既未遂的角度来定义行为犯的。认为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行为。但是，这导致了行为犯是仅处罚行为的犯罪，不需要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危害结果是对犯罪客体的侵害，如果不具备犯罪客体，显然是不构成犯罪的。对此，我国刑法理论以广义危害结果与狭义危害结果作出回应，认为广义危害结果是对犯罪客体的侵害，是所有犯罪必须具备的要素，而狭义危害结果则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是对直接客体造成损害的事实。从狭义上看，只有刑法规定的以某种特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即结果犯，才存在危害结果，即构成结果。{9}（84）至此，结果犯中的结果，都是有形的、物质的、可测量的结果。
对行为犯而言，其也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这里的危害结果，并不是行为的属性，而是独立于外的侵害结果，只不过其是无形的危害结果。由于法条的表述原因，在行为犯中未表述出来，例如，侮辱罪属于行为犯，法条不可能将其表述为“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造成他人被侮辱的……”这样的表述无疑是同义反复，于是行为犯也必须以危害结果的出现为既遂。这也契合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分则条文都是以既遂为规定的通说。可见，将结果犯中的结果限定于物质、有形的损害结果，一方面使得行为犯也必须具备危害结果方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得结果犯的既遂以狭义结果的发生为标准，行为犯的既遂也以行为实施到造成客体被侵害的程度，即构成要件齐备为标准，这既为处罚行为犯找到了合理根据，又解决了行为犯的既未遂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