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确定规范目的的方法上看。被规整之事物领域的结构，是指存在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先在于立法而存在的事物结构。携带凶器盗窃是已经广泛存在于现实中的一种生活事实，当立法者认为这一行为类型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危害性，需要用刑法加以规制时，便将它写进刑法规范之中。反过来，携带凶器盗窃便成为了一个犯罪类型，需要我们去比照现实，做出适用。而确定法之客观目的的标准，“来自正义思想，要求（依该当法秩序之一般评价而言）同种的事物（或具有相同意义的事物）应予相同处理的原则，”{2}（212）那么，由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从客观结果上看来，普通盗窃要求达到一定数额，而携带凶器盗窃虽未使用凶器，最终却无具体数额要求。这是否违背了正义思想，即在同等情况下，是否对二者进行了区别对待，需进一步回答。
其次，立法并未对携带凶器盗窃做出区别对待。
1.携带凶器盗窃在现实中多发，且极有可能由取财型犯罪上升为暴力型犯罪，从而对人身造成重大危害。生活中，盗窃行为人身上携带凶器，或者入户后先入厨房获取菜刀，再实施盗窃的情况十分常见，也正是因入户盗窃往往易先从厨房获取凶器，将菜刀收到不易获得的地方，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之一。如果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加以数额要求，若未达到数额较大，司法实践中，又不处罚数额较大的盗窃未遂行为，十分容易放纵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而鉴于此行为有对人身造成侵害的较大危险性，不处罚难以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为保障法益，将这一行为入罪，有着现实根据。
2.携带凶器盗窃的，依然处于侵犯财产罪一章之中，且紧跟入户盗窃之后。可以说，对于入户盗窃与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是参照在抢劫罪中八种加重情节之一的入户抢劫，与《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携带凶器抢夺而做出的新规定。这一规定并未改变盗窃罪的财产犯罪性质，只是由于这种行为对人身造成了侵害危险，而不需要有数额要求即可构成犯罪。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人身造成侵害危险是其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表现。单纯的盗窃不具有对人身伤害的危险性，但是携带凶器盗窃中的携带凶器具有对人身伤害的危险，那么，达到这一危险，构成犯罪便不需具备数额要求。而抢夺属于对物暴力，其本身便具有造成他人伤害的一般危险，如果加上携带凶器这一具有人身伤害危险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便与抢劫罪相同。故而，从实质上而言，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是立法的根据。
3.结合抢劫罪的既未遂标准，可知，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法律也十分重视对于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司法解释对抢劫罪既遂标准的规定是，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于抢劫未遂。有学者就此指出：“就抢劫罪的既未遂的确定而言，由于我国《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实际上是包括了国外刑法中所说的单纯抢劫罪、抢劫致人死伤罪、抢劫预备罪等各种形态，因此，在其既未遂的处理上，就应当和通常的财产犯罪不同，除了是否取得财物之外，还必须考虑其对人身权利的侵犯的一面。”{3}（132）从仅侵犯了人身权，也构成既遂看来，属于财产犯罪的抢劫罪对于人身权利的保护是非常有力的。同理，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也是考虑了对人身权利保护这一要素，而做出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