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
周啸天
【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立法的规范目的在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中显然更为注重后者，即在侵害财产之外，因携带凶器盗窃可能对人身权利造成侵害，而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但不能因它对人身造成的侵害危险，而将其认定为危险犯。携带凶器盗窃属于行为犯，依然是对财产的犯罪。应当在行为犯的框架下，判断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形态，并严格界定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法条关系。
【关键词】规范目的；危险犯；行为犯；未遂形态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97刑法的修订过程中，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中规定，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以抢劫罪论处。但因其自身的不合理性，这一规定最终被删除。时隔多年，携带凶器盗窃被规定于《刑法修正案（八）》之中，所不同的是，对其依然按照盗窃罪论处，并无具体数额要求。首先，任何法条都具有着一定的目的。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无疑说明了基本盗窃罪，即盗窃数额较大的行为，已经不能更好地保护法益，故而，这一立法背后的规范目的，首先需要探讨。其次，携带凶器盗窃，不需数额便构成犯罪，应当说，对人身侵害的危险是立法的规范目的。这便对盗窃罪属于纯粹侵犯财产犯罪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为规避挑战，我们只能将携带凶器盗窃解释为更有可能转移占有，但是此路不通。如果行为人拿出凶器使用或者胁迫的，当然更容易转移占有，但是早已超出盗窃的范围，而是构成抢劫罪与否的问题？对于禁止更有可能转移占有的行为，以抢夺罪、抢劫罪加以抗制即可，无需专设携带凶器盗窃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使用刀子将钱包划开盗窃的，对于已经使用凶器盗窃的行为也更有可能转移对财产的占有，但是，携带凶器盗窃能否解释为包含使用凶器盗窃尚需探讨。可见，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入罪应是对人身权利做出了提前保护。再次，既然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对人身侵害的危险，这是否意味着法律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危险犯，如此，则携带凶器盗窃的法条中并未出现“足以造成危险”等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方式，这是否又意味着法律将其以抽象危险犯对待。如果法律认为其危险巨大，而不得不提前规制为抽象危险犯的话，为何对法益侵害程度更高的抢劫罪不被法律规定为抽象危险犯？这恐怕是难以回答的。于是，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分类是危险犯还是行为犯，危险犯与行为犯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必须进一步厘定的问题。最后，携带凶器盗窃的既未遂标准与普通盗窃罪的标准是否一致，以及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抢夺之间如何协调，是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下方能做出回答的疑问。以上，都需要刑法解释。解释不当，便会形成众多理论矛盾。
二、携带凶器盗窃的规范目的
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这里的法益是广义的法益，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可能受到个人（包括单位）侵害的法益，另一方面是可能受到国家刑罚权侵害的法益（行为人的自由）”。{1}（35）前者对应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后者对应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二者常常形成二律背反，过分重视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会导致对犯罪的放纵，不利于保护法益。相反，过分强调保护法益机能，则会导致入罪圈过大，公民行动自由度的下降与对行为人自由的侵犯，故而，可以说，刑法解释论正是在这一对矛盾的不断发展中寻求调和而展开的。而携带凶器盗窃的规范目的，是对保护法益的偏向。
